檀超 681

，說是“高平二超”。並對人說：“尚覺得我超更為優秀些。”齊太祖很贊賞寵愛他。升騎將軍，常侍，司徒右長史。

建元二年，齊始設置史官，以檀超和驃騎記淹掌管修史之職。他們上表確立條例，凡開號，不用宋室年號，人物的官封賞爵，都見物自己的傳內，無須憑藉年表來記錄錄。立十其中《律曆》、《禮樂》、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、己》、《刑法》、《藝文》等志依照班固的體例，會》、《輿服》兩志依照蔡邕、司馬彪，《州郡依照徐爰。《百官志》依照范曄，合於《州》內。班固把五星放在《天文志》中記載，日食放進《五行志》中，而檀超、江淹則把改載入《天文志》。以建元這一年號為齊朝始。因為皇帝的女兒出身於皇族，所以特為傳，以明確她們與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關又設有《處士傳》、《列女傳》。齊高帝頒詔官外廷詳細評議。左僕射王儉發表意見說：勿糧食的重要，是《洪範》八政所優先考慮題。糧食財貨能夠通有無則國家富足人民殷所以應當編入史書，以表明對於務本的重《朝會志》，以前的史書都不寫，蔡邕稱道其胡廣的學說《漢舊儀》，這祇不過是蔡伯喈家之言，細微瑣碎的小小儀式，不值得著應當立《食貨志》，省略《朝會志》。《洪範》，又稱作五行。五行的根本，最先是水火的，這是日月五行的宗旨。現在應當效法前代的法規體例，不要有什麼更改革除。此外，帝女傳》也不是我這淺陋的見識所贊同的。
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異的品行的人，自然記載在《列女傳》內，如果她們祇具有平常德，就依照舊例不載入史書。”高帝詔令：月災害屬於《天文志》，其餘的就照王儉的意。”檀超撰寫史書的功業尚未完成，便死於。江淹撰寫完成了史書，但還不够完備。

當時有一位豫章人熊襄著有《齊典》，上限代開始。他的《序》說道：“《尚書·堯典》叫作《虞書》，都附録於我的敘述之中，所稱為齊書，名叫《河洛金匱》。”

二十三 文學 卞彬

卞彬字士蔚，濟陰冤句人。祖父嗣之作過領軍。父親延之，有剛正之氣，為上虞縣令。

卞彬才能品行都與眾不同，文章有很多指斥到世勢的地方。州府徵召他為西曹主簿，奉朝員外郎。宋元徽末年，由四位貴人輔政。彭後來成為齊高帝的蕭道成說：“外面有童說：‘可憐可念尸著服，孝子不在日代哭，列管鳴死滅族。’您是否聽說過？”當時王蘊父親故正在守孝，後和袁粲同死，所以說是尸著服就是衣，褚字偏旁為衣；孝字去掉子而用字代替，這說的是褚淵。列管，即是蕭。卞彬出之後，蕭道成笑着說：“這首童謠是卞彬自作的。”齊朝建立初始，卞彬又說：“誰說宋很遠？踮起腳尖便能望見它。”齊高帝聽了這話，不怪罪。卞彬被授予右軍參軍之職。他家貧外任南康郡丞。

卞彬頗能飲酒，放浪形骸。作《蚤虱賦序》“我居家貧困，粗布衣裳十年沒有添製。一麻衣布袍，就是我生命的寄托，憑藉它度寒過從來沒有更換。身體多病，起居粗疏簡易，着破棉敗絮而睡，不能自解。更兼秉性鬆懈怠懶於侍弄皮膚，洗刷不勤，沐浴失時，四肢毛，加上惡臭污穢，所以在葦席蓬帶之間，跳幾虱遍佈叢生。周身奇癢，無時無刻，抓摸撓整日不停。諺語說，早上出生的虱子傍晚就有代。像我身上的虱子，沒有熱水洗刷的愁慮，絕了互相哀吊的憂思，在長期不洗的爛衣破裳間宴享聚會，衣服從不變換，手掏齒噲不能加身；我性格輕慢不拘遲緩懶散，又不勤於搜捕討，所以它們子子孫孫，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。”這裏用簡略的語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實的記錄錄。

授卞彬為南海王國郎中令，尚書比部郎，安縣令，車騎記室。卞彬生性喜好飲酒，以葫、瓠瓜、杬木皮作為菜肴，戴絲帽十二年也不換；用大葫蘆作火籠，所用器具大多是些奇奇怪的。他自稱為“卞田居”，稱妻為“傅蠽”。有人勸諫他說：“您一切的儀態品行都不持

丘巨源 683

那麼名譽爵位怎麼能夠上升?”下彬說：“擲木，擲了十次便收藏起來，這是擲子者的笨我喜歡擲五木，正想把它擲個痛快。”永元間，為平越長史、綏建太守，死在任上。

下彬又作了《禽獸決錄》，認為禽獸是：“羊惡而狠毒，豬性卑鄙而率直，鶴性頑固而傲狗性險惡而奸詐。”這都是指斥權貴。他的《蟆賦》寫道：“繫青帶拖紫袍，名叫蛤蟆。”說這是比喻令僕。其中又有：“蝌蚪唯唯諾群集浮游暗水。日以繼夜地奔忙，被役使得鬼一樣。”世人說這是比喻令史諂事。下彬的流傳於民間。

永明年間，琅邪人諸葛勗為國子生，作《雲賦》，指斥祭酒以下諸人，都有形似的地方。事被囚禁在東冶，因此作《東冶徒賦》，世見了，赦免了他。

又有陳郡人袁嘏，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詩文。對人說：“我的詩應當要用大材來壓住它，不樣的話它就要飛離開去。”建武末年，作誅暨後被王敬則殺害。

丘巨源是蘭陵郡蘭陵縣人。劉宋初年這地劃給丹陽郡，以後纔歸屬蘭陵郡。丘巨源年被推舉為丹陽郡的孝廉，被宋孝武帝所知宋大明五年，敕命他協助徐爰撰寫國史。帝崩，江夏王劉義恭把他要去執掌書記。帝即位，令他參預詔誥，引用在左右之列。臺御史轉作王景文鎮軍參軍，因守父母之喪家鄉。

元徽初年，桂陽王劉休範在尋陽，認為丘有文采，所以派船迎接他，並贈送錢物。丘托道成之名而自己上奏，敕令起用巨源使在京師。桂陽事發，派他在中書省撰寫符桂陽之亂平定，拜官為奉朝請。

丘巨源希望獲得封賞，但沒有得到，於是就給尚書令袁粲說：

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，對於人事的估量則愚昧不明，以為赤誠能感動上達於天庭，獲得獎賞以回報我微小的期望；豈料寂

寂無聲息，倏忽間已過三年？評論者必定會說撰寫符檄記錄錄公文只是些低賤的伎倆，不是執掌生殺大權的人所期待的；開導勸諫也是些低下的雜說，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應當依托的。然而，事物總是先有名義後有事功的，軍國原有的典章，已將七德九功，明載於當世。仰觀天星排列，則右為將而左為相，俯察人倫次序，則西為武而東為文。所以，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覡一類的人物。

去年兵變事起非常緊迫迅急，雖然元凶很快被剿滅，但世人思想情緒卻更加迷惑昏亂。茅恬、千齡相繼開城叛變，當此之時，那些心胸朝向着胡、越，去新亭奉迎的士人百姓多得充塞了道路，投名報效朱雀的，無論蠢笨者或是聰明人，幾乎萬人空巷。但別人被迷惑我卻沒有被迷惑，別人敬畏我卻不害怕，這是第一點要講的。

在新亭能臨機應變，抽刀斬殺賊子的，只有張敬兒一人而已；而在中書省能奮筆指賊無所顧忌的，也只有我丘巨源。文武相比較，誠然各有優劣，但面臨死亡以決定成敗，抵抗崩天的強敵和不測的災禍，請問世界上這種膽量誰能比得上？這是第二點要講的。

再則當時局勢動蕩，朝廷普召文人學士，聞風而至者，無不盡集黃門、中書省，並不缺少那些鋪張文筆顯揚辭采的人，那麼替朝廷撰寫符檄的當是大手筆，為什麼反而要去依賴凡夫俗子呢？如果由於賊人強盛，勝負難測，所以群賢膽怯而不敢染指於筆翰，則我應該因為勇敢而獲取獎賞；假如說由於撰寫符檄是很難的，必須要筆力雄傑的人來完成，所以群賢推選能人而委託於我，則我應當以才幹而被賞賜爵位，這是第三點要說的。

我曾私下看見懲罰桂陽賊子的條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夠得到赦免，李恒、鍾爽同在其 中，戰敗後出降，他們的罪行也一塊被免除，而吳邁遠卻被滅族。論處罰則拿筆的

文人遭受大禍而拿刀槍的武人卻無大害，論賞賜則武人獲得特別獎勵而文人卻被埋沒，這是第四點要講的。

況且吳邁遠行文措辭，並沒有什麼盛氣凌人和傲慢的地方，而我作符檄，放言謾罵
污辱，文章一出手，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。
假使桂陽王能實現自己的志向，那麼我若不被車裂於軍門前，便被腰斬在都市中，嬰孩也被剁成肉泥，這是值得深慮的，這是我要講的第五點。

以往軍旅中，萬餘甲士，十分之九都是多餘的閑散人員，真是太多啦，但都能夠攀龍附鱗，如雲一樣騰飛高翔。至於像我這樣的狂夫，真是少得可憐。徒然掌管敕書符旨這類大事，卻白白地湮沒無聞。難道肩扛盾牌於塵埃之中的，倒都是白起，而操持文牘事務處於前列者，則全不是魯連嗎？我很癲狂。國家選用迅捷的快馬，馳騁於烽煙旌旗的戰場；皇上擇取峻逸的飛鳥，騰飛在遍布羅網的地方。我既能夠凌駕於敵人之上而不退縮，爭先馳飛而不辜負上司的期望，確實應該獲得微薄的賞賜，稍稍沾點宴飲的光。
可是卻像蜉蝣一般被拋棄於溝壑之中，如土灰一樣被扔擲在賞論之外。那些隨從跟着參戰的人，既沒有武藝又不勇敢，都憑藉這點登上了高高的官階；平凡舒適地在臺府供職的人，既沒有文才又不具備武略，卻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。看自己是這樣的窮迫困窘，看別人卻那樣輝煌騰達，人既非草木，怎麼能消除這不平的聲音？

但是，丘巨源的要求終於沒有被滿足。

丘巨源相繼輔佐各王府，轉官羽林監。齊元年，為尚書主客郎，領軍司馬，越騎校授官武昌太守，拜謝完畢，不樂意去江外，祖問他原因，丘巨源說：“古人云：‘寧飲建，不食武昌魚。’臣年事已高，寧肯死在建”於是派他作餘杭縣令。

沈攸之事件時，齊太祖派丘巨源為尚書輔荆丘巨源因此又希望獲得特別的獎賞，但未能

三 文學 丘巨源 王智深

頭，從此以後心中常懷不滿。當齊高宗還是吳太守時，丘巨源曾作《秋胡詩》，內中有譏諷高宗的語言，所以後來因別事而被殺。

王智深字雲才，琅邪臨沂人。年輕時跟隨郡人謝超宗學寫文章。王智深喜好喝酒，口舌出言語枯澀，缺乏風度。宋建平王劉景素任徐州刺史時，作有《觀法篇》，王智深寫文唱受到賞識，被徵用為西曹書佐。他貧寒沒有帛還未走馬上任，劉景素便起事失敗。王智深出仕為州祭酒。齊太祖還是宋鎮軍將軍時，丘源便將王智深推薦給了太祖，被任命為府行參，又拜授為豫章王國常侍，調任太學博士，豫王大司馬參軍，兼記室。

齊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約撰《宋書》，計劃為粲立傳，請世祖審定。世祖說：“袁粲自然是室的忠臣。”沈約又記錄錄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多卑鄙猥瑣的事情，齊世祖派近侍對沈約說：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貶毀。我以前曾經臣事於明帝，您要考慮一下禮儀上的讎惡之義。”於宋明帝的醜事便被省略刪除了很多。

世祖又敕命王智深撰《宋紀》，在芙蓉堂召他，賞給衣物服飾，賜給住宅。王智深向豫章訴說家境貧寒，王說：“必須等到您將書寫成，再講俸祿之事。”書寫成共有三十卷，世祖在璽明殿召見王智深，命他寫表章奏上。表未而世祖己崩。鬱林王隆昌元年，敕命索取這書，王智深升為竟陵王司徒參軍，後因犯事而免職。江夏王蕭鋒、衡陽王蕭鈞對待他都很。

當初，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，到他撰寫《宋紀》，書中常表現出懷戀之情。
粲很小時父親便死了，所以祖母給他取名為愍，以後因為仰慕荀粲，所以自己改名為袁粲。
稽人賀喬譏笑這事，因此王智深在書中對這事了一番評論。

王智深家境貧寒沒有什麼交際應酬，曾經餓五日沒有飯吃，祇好挖掘莧菜根來吃。司空王虔和兒子王志分給他一些衣物食品。死在家

深 陸厥 687

先前，陳郡人袁炳字叔明，很有文學才華，到袁粲的知遇。撰《晉書》，尚未完成便去。

穎川人庾銑，很善於寫文章，受到豫章王賞被引薦，官至大司馬記室參軍，去世。

陸厥字韓卿，吳郡吳縣人，他是揚州別駕的兒子。陸厥年輕時便很有風度儀表，喜好文章，尤其是五言詩很有新奇變化。齊永明，武帝詔命各級官員舉薦文士，同郡人司徒掾顧暠之上表推薦他。州府舉他為秀才，作的少傅主簿，調任後軍行參軍。

永明末年，寫文作詩的風氣很是興盛。吳興、陳郡謝朓、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風類似而推重。汝南人周顒很懂得聲韻。沈約等人寫用平仄，以平上去入爲四聲，藉此來設制詩律，不能隨意增加或減少，世人稱這種詩體爲“永明體”。沈約在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後門論及了平仄問題。

陸厥在給沈約的信中說：

范詹事《自序》云“生性就能區分字音的宮商平仄，懂得清音濁音，特別能夠協調輕音重音，補救艱澀難讀的字。古今文人，大多數不能夠完全明白瞭解這裏的奧妙，縱然有人會用宮商平仄，卻不一定是從明瞭字音的本質上得來的”。沈尚書也說“自靈均以來，不能認識此中的奧秘”。或云“祇是暗與音理相合，不是有意去達到。張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，都沒有預先覺察，潘岳、陸機、顏延年、謝靈運，距離更遠”。音韻的主要內容在於使“宮聲商聲互相變化，低聲高聲互相交錯。如果前字聲音虛浮，則後字應當切實而響亮，一篇之中，音韻完全不同，兩句之內，輕聲重聲都不一樣”。上述主張，言辭很優美，道理又很完善。但觀察歷代衆位賢才，似乎並不是都不明白這種道理，那麼所謂“不能認識此中奧秘”，則近乎不實之辭嗎？

三十三 文學 陸厥

案范詹事所說 “不是從明瞭字音的本質上得來”，沈尚書說 “不是通過思慮而達到”，這可以說是揣測情思違背了五色交錯，挑剔字句與音律偏離。范詹事又說 “偶然也有合於音律的”，沈尚書說 “有的與音理暗暗相合”。則那些有文采調韵清美的歌咏，雖有音律上偏差錯謬的情況，但也有完全融合的，考察以往的詩歌，確實可以這樣說。大凡思緒有融合分離，文章有通暢阻塞，即使前代賢哲也在所難免，任何事情也都不會沒有這種現象。這就是曹子建喜歡讓人指責文章的錯謬，陸士衡對自己的作品有所遺憾的原因。既然說有遺憾，那麼就不是完美之作，按理便可批評。君子執行了這種批評，您卻說這種合於音理是暗合，這不好像是指責他合於音理而讓人批評是遺憾嗎？

自從魏文帝寫論文，常常論述語音的清濁問題，劉楨的奏書，也非常明瞭文體情勢的意趣。那些關於語言有齟齬不合與妥當貼切、文章要首尾接續互相照應的論說；用色彩來比擬音律，認為聲音的高低清濁像五色交錯一樣，如果沒有看出其中的奧秘，那麼這些論說指的是什麼呢？所以我說前代英才已經早就知道語音的平仄，但沒有指出曲折隱秘之處，像現在論述得這麼明瞭罷了。至於詩文中隱含有毛病，融合少而錯謬多，則正如臨淄所說的 “人們的著作，不能沒有毛病”。並不是知錯不改，也不能說不改就是不知道，這就是曹子建、陸士衡說的 “竭盡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處，這不是人力所能強求的”。現在既然贊成他們所說的有關詩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話，則一定瞭解他們自己知道沒有悔恨沒有毛病的地方；引用他們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說是暗，為什麼獨獨要攻擊他們已經合律已經瞭解的明白之處呢？我猜想，講究質樸和追求文采是因時而異，古今是不一樣的。詩文的緊要之處在抒情狀物，對於篇章語句則要求較為寬鬆。抒情狀物，是詩文的緊要之處，表達得好與壞尚且

各占一半；篇章語句，是注意得較少的地方，所以合律少而錯謬多。若能同時考慮到這兩種情況，則前代英才並不是不知道聲律，這是很明顯的。

《長門》、《上林》，幾乎好像不是一人寫的賦，《洛神》、《池雁》，也成了兩種體裁的作品。班孟堅思慮精妙純正，《詠史》詩不差於東主的《兩都賦》，張平子氣度恢弘富麗，《羽獵》賦不低於憑虛的《二京賦》。王粲《初征》精美，別的作品卻比不上它；楊脩思維敏捷，但作《暑賦》是整日也不能寫成獻上。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，但循順意緒而作則少有錯誤；事情寬緩沒有寫七步詩時那麼緊迫，但詩文卻寫得隱澀晦暗。同是一人，其思緒的遲緩與迅捷，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，好像有天壤之別。為什麼卻獨獨對於語言的平仄聲律，一定要使它們完全合一呢？評論者祇可以說前賢對聲律沒有窮盡地推究其極致，卻不能說先前毫無覺察。
沈約答覆說：宮商的聲調祇有五種，文字的差別是幾萬，用幾萬文字的繁雜，來配合五聲的簡約，則讀音的高下低昂，不是人們思維的力量所能一一列舉的。還不僅僅是這種情況。
十個字的詩文，顛倒相配合，字不過祇有十個，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窮盡它的精美，何況字數超過十的詩文呢？自靈均以來，對此沒有經過精心思考，所以原本便無從識得其大概。像這樣精妙的聲律，為什麼聖人不去崇尚呢？這是因為研究聲韻曲折的巧妙，對於訓誡之義沒有很大的作用，這不是聖人賢哲立論的緊要之處。因此揚子雲把它比喻為“雕蟲篆刻”般的小技巧，說“大丈夫是不屑於這樣幹的”。

自古以來的詩人們，怎麼會不知道宮羽商徵的區別呢？但雖然知道五音有差別，卻對於其中的交錯變動，不明白之處確實很多，所以我說他們“個中奧妙未能看清”。
以此推論，則知前世文士便沒有真正覺察到

三 文學 陸厥 崔慰祖

這些地方。

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韵等於弦管中的聲曲，那麼它的美惡妍蚩，便不能有一點點的違反相悖。譬如讓子野來彈琴奏曲，哪裏會突然出現舒緩失調的聲音？拿《洛神賦》和陳思王曹植的其他賦作相比，好像是兩人之作。所以知道，如果天機開竅，則音律自然諧和；如果六情阻滯，則音律頓時錯謬。

陸士衡雖然說過“鮮明華美好像錦綉”，但怎會出現在江中洗彩色衣裳，其中有一片是衛文侯的衣服這種情況？因而陸生所言，也不是很完美的。合不合音韵，也還有精細和粗糙的區別，對此，輪扁不能說清楚，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別得清。

齊永元元年，始安王蕭遙光造反，陸厥父陸閑被殺，陸厥獲罪被囚禁。不久有大赦令，陸厥父親沒有等到大赦而被殺深感遺恨，感傷痛而死，時年二十八歲。有文集流行世上。

會稽虞炎，永明年間，因有文學才能，與約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賞識，待遇之深厚不同常，最後官至驍騎將軍。

崔慰祖字悅宗，清河郡東武城人。父崔慶永明年間，為梁州刺史。

崔慰祖初出仕為奉朝請。父親亡故後他不再廩，母親說：“你既沒有兄弟，也沒有子嗣。大喪不減孝的本性，應當不進食美味佳肴豈怎能斷絕吃鹽呢！我現在也不吃鹽了。”崔坦不得已而聽從了母親的勸告。父親在梁州的產家財有千萬，都散發給同宗的族人；家具器都用漆寫上日字，這種有日字的器具，流散到近各地。崔慰祖整理了父親有關的租借文書憑對族侄崔紘說：“他們如果有了這些器具，然會將借去的歸還回來；如果他們沒有這些器具，我說什麼呢？”於是便將人們的租借字據全燒掉。

崔慰祖愛好學習，收藏書籍達到萬卷。鄰居有愛學習的青年都相隨着來向他借書，每天數達幾十套，崔慰祖都親自取出給他們，從來

崔慰祖691

推托過。

崔慰祖任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，轉刑獄，室。蕭遙光喜歡下棋，多次召崔慰祖來對崔慰祖常推辭說下得不好，不是朔日望日就拜見。建武年間，有詔要求各地舉薦才士，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薦了崔慰祖和平原人劉孝并爲碩學。齊明帝想讓他管理一個方圓百里地方，以測試他的才能，崔慰祖推辭不就

國子祭酒沈約、吏部郎謝朓曾在吏部省中聚多賓朋好友，每人都向崔慰祖詢問十幾件有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，崔慰祖口吃，語言不，但回答得有根有據而且精通熟悉，滿座賓贊不絕口而且心服口服。謝朓贊嘆說：“假固、司馬遷再生，也不過如此。”

崔慰祖出賣自己的住宅，標價四十五萬，買：“能否減點價？”崔慰祖說：“我實在比韓更慚愧些，不許有兩種價格。”買者又說：你先標價四十六萬，待我問時你可減讓一萬。”崔慰祖說：“這樣做就是夥同你一塊去欺人，這哪裏是我的本心呢？”

崔慰祖年輕時和侍中江祀很有交情，等到江貴了，常來邀他去作客，但崔慰祖不去。崔和丹陽縣丞劉渢非常要好，蕭遙光依憑東府時，崔慰祖正在城內。在城池還沒有被攻下一天，劉渢對崔慰祖說：“你家中有老母親，趕快出城去。”於是命守門人放他出去。崔出城後就去朝廷自首，被囚禁，病死。

崔慰祖著有《海岱志》，記載了從太公時起晉時止的人物，為四十卷，尚有一半沒有完臨死時，寫信給堂弟崔緯說：“常想再注釋遷、班固兩人的歷史著作，已搜集到《史《漢書》遺漏未載的事二百餘件，放在廚房筐中，你可以收檢好記寫下來，以保存它的。《海岱志》還不完備周詳，你可抄寫好幾付給護軍的各位從事每人一本，也給朋友任徐黃、劉洋、裴揆等人。”又吩咐說“讓棺接靠近黃土，不必用磚砌，不要擺設靈座”。

年紀三十五歲。

王逡之字宣约，琅邪郡临沂人。父祖都曾为郡守。

王逡之年轻时有礼仪学识，见闻广博。起初为夏王国常侍，后陆续为大司马行参军，章安令，直至始安王内史。他没有去做始安王内史，而官拜山阳王骠骑参军，兼治书御史，安成郡中，吴县县令。

宋昇明末年，右仆射王俭重视儒术，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书左丞，参加议定齐国礼制。当初，王俭撰写《古今丧服集记》，王逡之以十一条问题驳难他。他自己再撰写《世行》等书。转迁为国子博士。因国学荒废已久，故在建元二年，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国学，同时仍兼著作郎，编撰《永明起居注》。转为通直常侍，骁骑将军，领博士、著作郎照旧。后外任为宁朔将军、南康相，太中、光禄大夫，加侍中。王逡之一向很朴素，衣服经常不洗，办公的案桌都是灰尘灰黑，年老仍手不释卷。建武二年去世。

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，有史学才能，编撰《齐职仪》。永明九年，其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奏：“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，以质朴为根基，好儒学而养心性。因此在宋元徽二年，被敕命去采集古时所设职官的历代分割情况。凡是在典籍上有记载的，他都一定要详尽地加以考察。对各种等级的执掌、司职，全都加以编定收录。各级职官的黜降陟升转迁补阙，都要详细核查记录。并且叙述各种官服、冠带、佩饰的等级制度。正遇上天启齐运，朝代更新，故太宰臣褚渊奉宣齐帝旨意，要他赶紧加以删改订正。尚未定完，臣家便遭遇凶灾。我不考虑自己身份的卑微，恭谨而冒昧地奏上，总共有五十卷，名为《齐职仪》。希望能够长久地藏入天朝秘阁之中。”皇帝诏命收入秘阁。

祖冲之字文远，范阳郡蓟县人。祖父名昌，宋时任大匠卿。父亲名朔之，任奉朝请。

祖冲之年轻时便喜欢考古，有机敏的才思。

祖冲之693

孝武帝派他在華林學省任職，賜給他住宅、車服飾。出仕為南徐州迎從事，公府參軍。

宋元嘉年間，開始用何承天所造曆法，比代十一家的曆法更精密，但祖沖之認為還粗於是改造新曆法。他給皇帝上表說：

我廣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種典籍，例如五帝時日月星辰運行的度次，三王時日月星辰的交錯分合，《春秋》記載的朔望氣候，《紀年》記載的日食月食，司馬談、司馬遷著作中有關的記述，班彪、班固所撰志書的內容，魏代的注曆，晉代的《起居》，探索古與今、華夏與狄戎地區曆法的不同。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二千餘年間，日月離合交會的微兆、星辰運行度次疏密的證驗。專心研究，深思熟慮，能夠把它們的規律和差異都說出來。加上親手測量圭表尺度，親眼察看儀器刻漏，觀察儘量地細緻，計算力求精密，考核、試驗、推論、演繹，又知道得非常完備詳細。

但古代曆法不精密，錯誤很多，各家說法雜亂不同，使人不知要點。考何承天所上曆法，其意要有所改革，但其所造曆法簡略，現在已與實際相差很遠。按照我的觀測校正，發現了它的很多錯誤：太陽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；冬至夏至時日晷的陰影比實際情況幾乎差了一天；五星在伏天出現，竟差四十多天；而其運行狀況，有時相差兩夜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與實際不合，則節氣閏餘的日子也不正確；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違背了天體的實際情況，那麼觀測便不準確。我生在聖明的年代，遇上好的世運，因此冒昧地請求用我不太聰明的智慧，再造新的曆法。

我確定改變的情況有兩種，設置新法的情況有三條。要改變的第一條是：因舊法一章，十九年有七個閏日，閏數太多，經過二百年便相差一天。節氣閏日既然有變動，自然應當更改曆法，日曆紀年常常變化，這都是由於這條曆規而造成的。現將章法改為：

十三 文學 祖沖之

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個閏日，使合於周、漢紀曆，則將來長期使用，再也不會出現差錯變動。第二條：因《堯典》說：“太陽距昴宿最短，正是仲冬。”用這條來推算，則唐代的冬至日在現在昴宿左方五十幾度。漢代初期，用的是秦代曆法，冬至日在牽牛宿六度。漢武帝時改用《太初曆》，冬至日在牛宿初度。後漢用四分法，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二度。晉代姜岌用月食來檢驗太陽的位置，得知冬至日在斗宿十七度。現在用中星作驗證，再考察月食月望，冬至之日在斗宿十一度。統計一下，歷時未滿百年，冬至日的位置相差了二度。舊曆法同時還使冬至日的位置確定不變。天的度數既然有差別，則日、月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這七曜的宿度，漸漸地發生了錯誤。錯誤已經非常明顯，就應當改變。僅僅合於一時，是不能夠貫通於長遠的。移動變化不止，又是由這條法規所造成的。現在讓冬至所在位置，年年有微小的差別，用漢曆來驗證，都很審密，並且可以長久地使用，不需要經常改動。又新制曆法三條：第一，以子為時辰之首，位在正北，爻數應合了初九升氣的開端，虛宿在北方七宿裏位列正中。元氣開始發生，應該在這個位置。前代儒家虞喜，已經對它的意義論述得很完備。現行曆法的上元日度，由虛宿一度開始。第二，日曆時辰的稱呼，以甲子為最先，所以曆法設置元始，應當從這一年起。自黃帝以來，世代所用，總共有十一種曆法，沒有一種曆把上元作為年名，而現在日曆上元這年應在甲子。第三，用上元作年歲名，在曆上符合各條，都應該以這一年為起始。而《景初曆》日月五星交會的快慢，其起始日有差別。又何承天曆法，日月五星，各自有元始日，交會快慢，也都有位置差別，祗定得朔氣相交合而已，條規次序紛繁錯亂，比不上古曆法。現設置曆法，規定日月五星交會快慢，全都以上元歲首為起始，群流共源，這樣纔幾乎沒有差錯。

祖冲之695

如果要測定天體情況，依據它取得實際效果，那麼天象是非常顯明的，用尺表就可驗證推算，動氣雖然幽微，用儀器測度也不會有差錯。現在我所創制的曆法，容易使人信奉。它綜合查考核實了古曆法的始終，大體上保留了共同之處，推出新規改變舊法，有簡有繁。用簡約的條規，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，用繁多的條規，自認也沒有錯誤。
為什麼呢？因爲紀曆閏日的參差不齊，是天數各有定分，用它來作曆法的體制，幷非不細密。我爲此推究毫厘，使追求奧妙的準則更加完備，不辭勞累，以創建長久確定的曆法；幷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，覺悟了而不去改變它。如果我奏上的曆法萬一可以采用，我希望能頒布到各個職司部門，請皇上恩賜審察研究。

事情奏上，孝武帝命朝中懂得曆法的人和祖之辯論，沒有人能難倒他。遇上孝武帝駕崩，以曆法沒有施行。祖沖之外任爲婁縣縣令，謁樊射。

當初，宋武帝平定關中，得到姚興的指南但祇有外形而沒有巧妙的內部裝置，每當指車運行時，還要派人在內部轉動它。宋順帝明年間，齊太祖蕭道成輔政，讓祖沖之按古修造。祖沖之改用銅來製造內部裝置，使它不怎樣轉動卻始終指着一個方向，自三國時期馬以來還從沒有過。當時有個北方人索馭騑，自也能造指南車，太祖讓他和祖沖之各造一輛，子後在樂遊苑比試，可索馭騑所造指南車有很差誤，於是便把它砸碎燒掉。齊永明年間，陵王蕭子良喜歡古物，祖沖之就製造欹器獻他。

文惠太子在東宮時，見到了祖沖之的曆法，奏請齊世祖頒布施行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，這又耽擱下來。祖沖之轉官長水校尉，兼領本祖沖之所作《安邊論》，想開展屯田，推廣農或培。建武年間，齊明帝派祖沖之巡行四方，興建有利於百姓的大工程，正遇上連年有戰所以這件事終於沒有施行。

文學 祖沖之 賈淵

祖沖之懂得音律，玩博塞游戲更是絕妙，沒和他相比。因諸葛亮造過木牛流馬，他便製種機械，不利用風力水力，開動機關後能自轉，不需要人力。他又造千里船，在新亭附長江上試驗，每天可行百餘里。在樂遊苑造磨，齊世祖曾親自前去觀看。祖沖之還特別算術。齊永元二年，祖沖之去世，享年七歲。他著述了《易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的，注釋了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及《九章》，還《綴述》幾十篇。

賈淵字希鏡，平陽襄陵人氏。祖父賈弼之，時任員外郎。父親賈匪之，任驃騎參軍。

家傳有賈氏譜學。宋孝武帝時，有青州人發墓，上有墓志銘：“青州世子，東海女郎”。
武帝問學士鮑照、徐爰、蘇寶生，都不知道誰的墓。賈淵回答說：“這人是司馬越的女嫁給了苟晞的兒子。”經檢驗查訪，果真如因此受到宋孝武帝的厚待，敕命賈淵注釋子》。

宋明帝泰始初年，徵召為丹陽郡主簿，奉，太學博士，安成王撫車行參軍，出行丹徒。宋順帝昇明年間，齊太祖蕭道成賞識賈傳的學問，召他為驃騎參軍，武陵王國郎中補餘姚縣令。尚未成行，便仍舊為義興郡齊武帝永明初年，轉官為尚書外兵郎，歷馬司徒府參軍。竟陵王蕭子良讓賈淵撰寫客譜》，出行句容縣令。

從前譜牒學沒有名家，賈淵祖父賈弼之廣泛百餘家氏譜記，專心致志地從事整理家譜的。東晉太元年間，朝廷供給賈弼之一些令書吏，幫他撰定續寫，並將寫定本收藏於秘閣民曹。賈淵的父親及賈淵本人共三世傳下這基問，共有十八州的士族譜，合起來總計有一編七百多卷，精細詳盡，當代無人比得上。齊年間，衛軍王儉所抄錄編寫的《百家譜》，讓賈淵一塊參加編撰的。

齊明帝建武初，賈淵遷任長水校尉。低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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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王泰寶用錢買通他而將自己的名字偷偷琅邪王氏家譜中，尚書令王晏因此奏啓齊，賈淵因犯法而被收捕，按律當處極刑。賈賈棲長代父請罪，叩頭至血流滿面，朝廷哀，所以赦免了賈淵的罪行。過了幾年，始安遙光請他去作撫軍諮議，賈淵不肯就任，北中郎參軍。齊和帝中興元年，賈淵去世，六十二歲。他所撰的《氏族要狀》和《人名都在世上流行。

史臣曰：文采辭章，是情感性格的標志，是的音律。思緒暢游於體內，集聚包融於筆發而為言落紙為文，氣勢韵味有如天成。沒不是稟承於天生的靈性，變化於個人的愛好機巧識見各不相同，欣賞感悟紛紜繁雜。比子桓的品評人物，摯仲治的區別文體，陸機於《文賦》，李充發論於《翰林》，張誦挑剔，顏延年描寫情興，各人都是隨意馳騁自己思，各有自己的標準。寫文章的方法技巧，情都來自於神奇的思想，感召而無形象，變有窮盡。文字的讀音祇有五聲的不同，但寫語言文句卻不一樣。世間萬物，同類的情狀相同，但各人筆下描繪的卻是千差萬別。詩規範，原本來自於《詩經》，但流派分散，各自的體式。像陳思王的《代馬》等詩歌，的《飛鸞》等篇章，都是超前絕後的四言詩李少卿的離別詩，是五言詩的精品，別人難爭高下。桂林湘水，是張平子的華美篇章，玉池，是魏文帝奇麗的詩歌所咏，七言詩的，如不是他們寫得好則還有誰能超過呢？司卿、揚子雲的作品富麗堂皇，能登堂入室為之冠冕；張華、左思氣勢恢弘廓大，別人登作難以為其後繼，寫賦實在鋪揚文采，誰能們更會鋪陳呢？漢顯宗的陳述傅毅，簡文帝揚袁彥伯，其語言文句的製作，都得自於頌裴頤內侍，元規鳳池，都是自子章以來章表的優秀作品。孫綽的碑文，繼承了蔡伯喈，的詠，繼承了潘安仁，顏延年的《楊瓚》，為比得上《馬督》，雖以量多爲貴重，但歸

第三十三 文學

莊重為允當。王褒的《僮約》，束皙的《發，雖是滑稽詼諧之作，但也寫得雄奇瑰偉。言詩體制，比起其他各種形式的詩體都更好。情理上說，人們喜歡作某樣事情，但重複太久使人厭煩輕慢；對於文章也是如此，最可擔憂是常用舊的形式，如果沒有新變，不能稱雄於代。建安詩作本屬一體，《典論》品評時卻短互出；潘岳、陸機齊名，但他們的文采區別很江左的風氣興趣是崇尚道家學派，郭璞推崇機巧變化，許詢極盡其名理之辯，殷仲文沒有盡玄言之氣，謝混情致新穎，獲取的名聲却不高。顏延年、謝靈運同時崛起，各自獨樹一湯惠休、鮑明遠後出，都能超出當世。紅藍色都很鮮麗，但相互沒有源流關係。現今的文辭章，作者雖然衆多，概括起來，大約有三種派體式。第一是導心閉適，寄意於華麗辭藻雖然精巧綺麗，但最終卻顯得迂迴曲折。這文章適合於公宴應酬，原本就不是文章的標準式。粗疏緩慢是它的膏肓之病，有些典雅正派雖然可取，但也極其不合情理。這種體式源自謝靈運。其次，是述事狀物喜歡類比，文句講對偶，非對比不可，雖然描寫事物廣博，尚可贊許，但過於受到對比的拘束牽制。有的則完借用古語來表達現實情感，喜歡曲折牽引而形對偶。只能使人看見事物的例子而失去文章的新辭采。像傅咸的五經，應璩的指事，雖然並完全相似，但按體式說是屬於這一類。第三，文意突出、語調急迫而使人驚心動魄，文辭美過度而炫惑人們耳目，就好像五色之中有大紅紫，八音之中有鄭、衛之音一樣。這是鮑照留的熱烈的風格。在上述三種體式之外，請讓我發表一些胡亂的言論。文章應當出自天然之機參考史傳而得出，不應預先構想聚集，想說說不出來。語言崇尚簡易明瞭而不要刻意追求艷，音韻自然，滋潤婉轉而真切。文辭利索而拖滯，順便采用些民間語言，做到既不過雅也太俗，完全符合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。輪扁斫非常自然精工，但莊周描述得不够詳盡。現今文人談士，很少有人能達到上述各項要求。這

僅是思考得不周全的問題，而實在是因為方不同受到的妨礙。清談家們所習慣的是，注重超過看重文辭，用這種方法寫文章，終究歸暗。所以能文理兼工的人非常少啊。
贊曰：學習所得次於天生所知，多多認識前才的優點。文章從筆下流出，鮮美的辭藻像那麼艷麗。

（图片中无可见文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