祇是在一個祭壇，漢代的郊祭，是在甘泉享時，天子從竹宮望拜，休息的殿堂離壇場既然遠，郊祭典禮完畢，旋即駕臨此處。瓦房與幃無所謂簡慢”。祠部郎李撝建議：“《周禮》‘凡是祭祀都要張開旅祭帳幕，陳設尸次’。
尸次就要有幃帳。仲師說‘尸次，是祭祀的尸居住的更衣幃帳’。凡是有關祭祀的文字，既不祇是在郊祭方面，設立尸次的言論，理應與廟相關。古代就撐開帳幕，現在非要省去房宗廟的旅祭帳幕，既可以改為房屋；郊祭耗案，為什麼不能轉變成房檐屋脊？”曇隆的議没能實行。

建武二年天旱，主管官吏建議雩祭依照明堂制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：

《周禮·司巫》說“如果國家大旱，就率領巫師歌舞求雨”。鄭玄說“雩，是天旱時的祭祀。天子對上帝，諸侯以下對上公的神靈”。另外《女巫》說“乾旱就歌舞求雨”。
鄭玄說“讓女巫在乾旱時的祭禮上跳舞，是崇拜女陰”。鄭衆說“用女巫求雨”。《禮記·月令》說“命令主管官吏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，於是大肆雩祭天帝，用盛大的樂舞。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、卿、士中有益於百姓者的神靈，祈求穀物豐收”。鄭玄說“陽氣興盛就會長期乾旱。山川百源，是能夠產生雲雨的地方。衆多水流產生的地方是百源，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。雩，是感嘆求雨的祭祀。雩祭上帝，說是在南郊祭壇的旁邊，祭祀五精之帝，用先帝配祀。從鞉鞞到柷敔類樂器是演奏盛大的音樂祭祀，其他的雩祭祇用歌舞。諸侯、卿、士，古代的上公以下，指的是勾龍、后稷之類。《春秋傳》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，最正式的雩祭應當在四月”。王肅說“大雩，是求雨的祭祀。《春秋傳》說龍出現時舉行雩祭，指的是四月。
如果五月六月大旱，也用雩祭，《禮》是在五月裏寫明雩祭的意思”。晉永和年間，中丞啓奏，雩祭禮制是在國都南郊建壇，祈求
上帝諸侯神靈，用八列六十四個童子跳舞，

一 禮(上)

歌唱《雲漢》詩，都是在孟夏。得到雨水，用太牢回報。當時博士建議，說原來有祭壇，漢、魏卻另加探討。《月令》說“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，就是大雩”。又說“於是命令各地雩祭諸侯、卿、士的神靈”。那麼大雩所祭祀的，祇應當是五精之帝罷了。勾芒等五位神靈，既然是五帝的助手，依據鄭玄的說法，應當在庭中配祀。鄭玄說“雩祭壇在南郊祭壇的旁邊”，而沒分辨東西。據查有關地的法則是崇尚右，雩祭壇較郊祭壇地位要低，理應在左邊。應當在郊祭壇的東面，壇場的外邊建築雩祭壇。既然是祭祀五帝，那麼雩祭壇的形狀應當是圓的。查考雩祭壇的高度廣度，《禮記》、《春秋傳》沒有明文，依據《覲禮》設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，築祭壇高四尺，使用珪璋等六種玉器，禮拜天地四方神明，帝王率領諸侯親自禮拜，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。雩祭五帝，大體上可以仿照。就是說現在修築祭壇應當高四尺，其廣度應以四圈為限，直徑四丈，周長十二丈，分四層。陳列五帝的神主，各依照其方位，就像在明堂的禮儀。皇齊用世祖在明堂配祀五帝，現在也應當在雩祭壇配祀。古代初春時舉行郊祭祈求穀物長勢旺盛，初夏時舉行雩祭祈求雨水好，兩種祭祀雖然不同，可目的是一樣的。禮制中祇有冬至日回報上天，起初沒有得到雨水後酬謝帝。現在雖然缺少冬至日的祭祀，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報答的禮儀，按理不容許另外有酬謝報答之類活動。禮祀郊祭天帝，所崇尚的是節省費用，周祭祀靈威仰像后稷一樣，各用一頭牲畜，現在祭祀五帝、世祖，也應當各用一頭牛犢，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禮儀。武皇帝時喪期未完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樂。至於天旱時歌舞雩祭，大概是表達感嘆之意，既然不是存心歡樂，這就不算是涉嫌。其他如祝史宣讀祭辭，只是祈求上天神靈恩澤罷了。禮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，現在的女巫，都不練習歌舞，

臨時演練，恐怕無法盡快熟悉。依照晉朝的意見，使用童子，或許是一種適當的選擇。
司馬彪《禮儀志》說雩祭穿黑衣，大概是崇尚陰的意思。現在祭服都是黑色，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。祭祀中歌唱的詩，以及各種供品，就讓主持者搜求置辦。
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。
隆昌元年，主管官吏上奏，衆人商議明堂祭都主張用世祖配祀。國子助教謝曇濟建議：照《祭法》郊祭和祖宗祭祀，都是莊嚴的祭鄭玄注的意思，也是根據二者共享奉祀。應用祖和宗兩人配祀，讓文、武雙雙受祀。”助景嵩、光祿大夫王逡之認為應當用世宗文皇祀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議：“周代的文王、武推讓后稷配祀上天，認為文皇帝應當推讓世祀帝。雖然是讓尊祖去配祀了，但對聖上父也是個榮耀。”左僕射王晏的建議，認為“如採用鄭玄的祖宗是通稱，那麼生前建立功德，後留下尊稱，歷代配祀帝的，何止兩位？現在配祀上帝，應准許用世祖，如果百代不改，豈不變成了文廟！”下詔說“可以”。
到永元二年，何佟之又建議說：根據《祭法》“有虞氏禘祭黃帝郊祭嚳，以顓頊為祖，以堯為宗”。“周人禘祀嚳而郊祭稷，以文王為祖，以武王為宗”。鄭玄說“禘、郊、祖宗，是說祭祀時配祀。這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。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，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”。“郊祭是祭一個上帝，而明堂祭祀五帝，德行小者配少的，德行大者配多的”。王肅說“有祖宗之名的廟不毀棄”。如果真像王肅說的，殷商有三祖三宗，都不應該毀棄，為什麼祇稱湯、契？況且帝王的後人還在，歿會寧願爲堯、顓頊立廟，可世間相沿祭祀他們了嗎？
漢文帝用高祖配祀泰時，到漢武帝設立明堂，又用高祖配祀，一個人兼做兩處配祀，有違於聖典。自漢明帝以來，沒有再這樣做。所以明堂沒有兼做配祀的。我私下認爲先帝應將二帝列爲祖宗，爲高宗建新廟，與

一 禮(上)

世祖一起作為一般配祀，以此申明聖主尊父之義。先帝相對於武皇帝，論倫常次第是弟弟，論道義尊卑是臣下，設配祀的位置，應該在世祖下面，二人并列，都面朝西。

國子博士王摛建議：“《孝經》‘周公郊祭用嫂配祀天，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’。沒說王。另外《周頌》‘《思文》，是用后稷配祀。‘《我將》，是在明堂祭祀文王’。有關武王內容，只有《執競》說‘祭祀武王’。由此周宗廟祭祀武王詩，更知道明堂沒有武王配祀。”

何佟之又建議：

《孝經》記的是周公攝政時的禮儀，《祭法》記的是成王歸位後所實行的禮儀。所以《孝經》以文王為宗，《祭法》以文王為祖。另外孝順沒有比用尊敬的父親配祀天更大的了，這說的就是周公自己，查考此中旨意，難道能相對於成王說嗎？如果《孝經》所說的，的確是成王所實行的，那就是尊敬祖，怎能說尊敬的父親呢？而且《思文》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樂歌，《我將》是文王配祀明堂的樂歌。如果按照王摛的說法，那麼這二篇，都應該在成王歸位之後。請問周公祭祀后稷、文王，用什麼樂歌？另外《國語》說“周人禘祭雩郊祭后稷，把文王作為祖，把武王作為宗”。韋昭說“周公時，把文王作為宗，其後改為把文王作為祖，把武王作為宗”。查考文王是因為文治而被奉為祖，武王因為武功而被奉為宗，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，武王也有大功，所以鄭玄注釋《祭法》說“祖、宗說起來是相通的”。因此《詩經》說“昊天已有旨命，二后承受它”。注說“二后，是文王、武王”。而且明堂的配祀，有單個的也有一起的。所以鄭玄說“四季在國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氣，祭祀一帝，回到明堂，順便祭祀一帝，則是用文王配祀”。表明一位賓客不容有兩位主人。“在明堂享祀五帝，一般就用文王、武王配祀”。

“泛”的意思，是指没有具体对象。既然禮儀盛大，所以祖、宗都配祀。

衆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見爲準。下詔說“可

太祖做齊王，依據舊制設立五座宗廟。即位，設立七座宗廟。廣陵府君、太中府君、淮陰府君、即丘府君、太常府君、宣皇帝、昭皇后共七廟。建元二年，太祖親自祭祀太廟六房，行禮儀，叩拜完畢，接着到昭后廟室前，根據禮應當倚門而立，皇上內心猶疑，想讓廟裏的諸王去做，又想讓諸王代替現今在昭后廟室前執事主持。向彭城丞劉瓛問這事。劉瓛回答說：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，我認爲太薄情。廟中執事就是代替皇上執爵祭奠，可祝令地位卑微，恐怕諸王不會願意代替他們。舊的廟祭儀式，諸王可以兼任三公親自主持，我認爲這樣比較合宜。”皇上聽從了。

等到太子穆妃去世，哭祭完畢，祔祭於太廟。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去世，哭祭完畢，祔祭於太廟陰室。太祖崩，毀掉廣陵府君神主。武王即位，追尊文帝，又毀掉太中府君神主，僅祭祀淮陰府君。明帝即位，恢復原狀。等到武帝崩，祔祭於太廟，因爲和世祖是兄弟，所以不區分世次。

史臣曰：先儒解釋宗廟的含義，根據高祖以降四代後親情斷絕，所以與自己有親情的祖廟有七座。周代把后稷作爲始祖，文王、武王作爲遠祖，所以說周王立七個廟。夏禹沒有始祖，商湯以契作爲先祖，夏立五廟殷立六廟，其數字與世系相符。漢代設立宗廟，違背經典古制。匡衡、賈誼、蔡邕等人，空有遷移毀棄的議論，長達四百年，竟然沒有完善的制度。魏代初年，宗親之祀只有四代，吳國、蜀國的宗廟祭祀，失禮的地方已經很多。晉采用王肅的意見，把文帝、景帝各爲一代，向上到征西，實際是六個廟。查考其本意，不區分兄弟長幼，應當是爲君主立廟，所以同輩可以在七廟相容。等到楊元后崩，征西的神主沒有毀掉，就知道沒把楊元后列入世次。宗廟

七座廟室，可神主之數滿八個。江左賀循提以後，弟弟不繼承哥哥的帝位，所以宗廟的世必定限制在七輩，神主則沒有一定的數字。宋中央最初設立五廟，把臧后列入宗廟。依據禮要求，宗親的廟也就是四個。在禮義上反而與玄的意思相合，不是說按照王肅的意見。自此後，就沿襲舊的制度。夫妻是半道結合，不是宗族中世代延續的，好比是對下祭祀夭折的嫡與宗廟的數量無關，如果都到祖廟，禮義上去解釋。如果照伊尹的話，一定要到七代，那兒子為昭孫子為穆，不列入婦人。如果依鄭玄說法，宗廟有親人的稱謂，妻的意思是齊，豈說是胡亂的祭祀。況且照閟宮的品德，周代七沒有列入並不就是定數，楊元后享祀，晉代成八廟也沒什麼損害。現在說的七廟，實際只有代神主享祀，致使承受天命的國君，造福後世制度不能完善。如果說太祖沒有列入，那昭穆數字如何維繼，因此禮官應該謹慎。

宋泰豫元年，明帝去世，博士周洽建議：“行制度：居喪期間，帝王不親自主持四季的祀。”建元四年，尚書令王儉根據晉中朝《諒義》陳述說：

暫行法典實行之後，喪禮就被取代了，事情興於漢代，可是起源很早。殷商王室居喪，沒有喪服之名，周王除去喪服，只要舉行宴飲娛樂就會被譏笑。《春秋》的禮義，繼位的國君過年後即位，預告就要朝見天子聘問進獻，《左傳》說“凡是國君即位，卿要出訪各國，重申舊的友好關係”。又說“諸侯即位，小國要前來訪問，繼續結好示信，謀劃事情彌補缺漏，這是禮重要的內容”。至於居喪期間謀劃婚事，三年喪期未完就舉行禘祭，齊歸居喪期間仍舊打獵，杞公居喪不終止奏樂，都導致譏諷批評，應作爲明鏡引以爲戒。從這些記載來說，朝見、聘問、祭祀等典禮，哭完了之後就要準備舉行，婚姻、禘祭、打獵、奏樂等事情，三年之後再舉辦，通暢堵塞，興盛廢弛，各有緣由。又據《大戴禮記》及《孔子家語》都稱

武王去世，成王繼位，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後，周公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，會見諸侯，命令祝雍創作頌詞。襄王十五年十一月“晉侯周去世”，十六年正月“安葬晉悼公”。平公即位之後，“更換喪服徹戒百官，祭於曲沃”。《禮記·曾子問》“孔子說，天子去世，國君去世，就要祝告移取各廟的神主藏到祖廟中，這是禮。終止哭泣事情完畢後，各位神主仍遷回自己的廟”。《春秋左氏傳》“凡是國君哭泣完畢就要祔祭祖廟，祔祭祖廟之後要特別對其神主祭祀，在祖廟中蒸祭、嘗祭、禘祭”。先儒說“特別向其神主祭祀，是指在廟寢中單獨用喪禮奉祀新去世的國君神主，不同於吉禮。在祖廟內蒸祭、嘗祭、禘祭，是終止哭泣事情完畢，各廟的神主，各遷回自己的廟中。而一年四季的祭祀，就都是吉禮。三年喪期完畢，在祖廟中舉行吉禮的禘祭，升入諸位神主之列，確定新的神主之位”。凡是這些意見，都寫在經典誥命，史冊中很清楚，所以晉、宋沿襲，都遵照從前的制度，終止哭泣，因身負國家重任除去喪服，親自主持祭奠，一切按照禮義，內心和洽。及至泰豫元年，禮官提議，皇上不應親自主持祭奠，就引用了“居喪三年的制度從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”。又依據《王制》聲稱“三年喪期內不祭祀，只有祭祀天地社稷，可以破例舉行”。豈不知所謂從天子以下通行，本來就存有至情，安葬之後脫掉喪服，因為事情要權宜處理，故棄喪服穿上皇袍，奉祀盡孝應加以申明，“越紼”的意旨，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，哭泣終止之後，還有什麼“紼”可越？再依照范宣問難杜預，譙周論士人祭禮的意見，都不再是明確的根據。晉武帝服喪，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，不完全依照服喪禮制，至於一年四季的祭祀，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為由，沒有馬上改變舊的制度。南遷江左以來，通儒碩學經歷得多了，但都謹守舊制不加改革，禮義豈不是空有其名。再就心情來

說，公卿大夫，要親臨官署處理政事，新年伊始，要會見各國使節，雖然樂器停止演奏，可是懸掛樂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，用情比恆久的悲哀要深，可是行跡被凡俗的禮制所貶抑，怎能說他們的內心能平靜，是為了國家的緣故。宗廟祭祀，首先是孝敬，怎能容許其他祭事都籌備舉行，惟獨這一典禮廢棄呢？就是必須要廢棄祭祀，那應該三年一直空缺，然後恢復舊制，可是主管官吏整頓禮制，進退不一，更加違背典制初衷。我認為應該依舊由皇上親自奉祀。
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。
永明九年正月，詔令太廟四季的祭祀，進獻帝麵起餅、鴨雁，孝皇后笋、鴨蛋、脯醬、炙肉，高皇帝肉膾、菹羹，昭皇后茗、糊、炙，都是他們喜歡吃的。起先是世祖夢見太祖：“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廟裏向我要吃的，另為我建祠廟。”皇上於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季定時回青溪宮舊宅，宅內合為一堂，供奉二二后，犧牲服制，采用家人的禮儀。

史臣曰：漢代的宗廟，分布在郡國，有所求祭祀已經褻瀆了神靈，依據情分又疏遠了。雙房檐的祠堂陵寢，不可建在一起，所以先儒抗，認為這是遷移毀棄。光武帝承繼漢王朝，南君以上四代，另外在舂陵祠祀。建武三年幸臨陵園廟就是證明。張衡《南都賦》說“宗廟肅幽靜”。從明帝到章帝、和帝，每次幸臨章陵，到舊宅祭祀。建安末年，曹魏設立宗廟，都在都。魏文帝黃初二年，洛陽宗廟沒有建成，自在建始殿祭祀武帝，采用家人的禮儀。世祖發漢明帝一樣的夢，開始在舊的宫殿祭祀，既明了孝敬奉祀，在禮義上也與從前的制度相，也是一時的盛事。
永明六年，太常丞何諷之建議：“現在祭祀生魚一條，乾魚五條。《少牢饋食禮》說‘主者獻上魚、臘、膚，用十五條鮒魚’。上邊既說‘臘’，下邊必然是‘鮮’。其數字應該相。稱‘膚’足以知道鱗皮沒有毀壞。《禮記》

用乾魚祭祀叫商祭，用鮮魚祭祀叫脡祭’。
注‘商，量；脡，直’。查考‘商’的意思割，‘脡’的意思表現在完整。賀循《祭義》用魚十五條。現在鮮的就減省了，乾的全部我認為應該乾、鮮各兩條，乾的稍微切斷頭表示保存古義。” 國子助教桑惠度建議：記》稱崇尚玄酒加工腥魚。玄酒不能多，鮮理應節省。乾魚五條，是因為其加入了人可以效法五味，象徵五種等級的酒。現在要鮮魚各兩條，禮義上沒有依據。” 何諷之的未能施行。

永明十年，詔令已故太宰褚淵、已故太尉王已故司空柳世隆、驃騎大將軍王敬則、鎮東軍陳顯達、已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，配祀廟庭。祠部郎何諷之建議“功臣配祀，宋代實行，查檢其中遺事，題名列位，都寫明封官爵、謚號及名字，文中不稱神主，祗是設板。《白虎通》說‘祭祀有神主，孝子用它自己的心’。據此而言，升入廟堂配祀，不有神主。宋時板的尺度，已不復存在，現在作的，大小厚薄像尚書召板，是為了符合其”。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廟舊人也說見到的宋臣配祀座位板，與尚書召板相似，事情見於主》。

永明十一年，右僕射王晏、吏部尚書徐孝侍中何胤陳述：“已故太子祔祭太廟，既然沒有標準。查檢宋元后舊例，太尉行禮，太太尉一起跪拜。臣等商議，擬依照從前的制太常主持太廟神位，太尉主持祔祭禮，太孫，都與他一起，正式典禮完畢之後，在陰室祀，太孫應該親自進奠。” 皇上下詔說“可

建武二年，主管官吏上奏景鄧后遷入新廟的儀制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議說：

《周禮》中王的六等服裝，大裘等級最高，衮冕其次。五等車，玉輅等級最高，金輅其次。皇后的六等服裝，褘衣等級最高，褕翟其次。首飾有三等，副等級最高，編其次。五等車，重翟等級最高，厭翟其次。上

公没有大裘、玉輅，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褘衣，因此《祭統》說“夫人穿戴副及褘衣站在東房”。另外鄭玄說“皇后有六等服裝，祗是上公夫人也有褘衣”。《詩經》說“乘坐翟茀上朝”。鄭玄認為翟茀即厭翟，是侯伯夫人入廟乘坐的。現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褘衣既然與皇后相同，那麼乘坐的重翟或許沒有不同。况且景皇太后在禮儀上處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。而且晉朝太妃服飾的禮制，和太后相同，宋代皇太妃祗是没有五牛旗這點是不同的，她們的外侍官有侍中、散騎常侍、黃門侍郎、散騎侍郎各二人，分別跟隨在前部後部，與王相同；內官有女尚書、女長御各二人，儀仗與太后相同。另外魏朝的晉王，晉朝的宋王，都設置百官，仿效天子朝廷。至於晉文王去世稱薨，太上皇稱崩，那是禮儀超出了王。所以前面商議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儀制，那麼侍衛隨從車駕都不能不同，皇后乘坐重翟，也是無可置疑的。查檢齊初神主遷廟，宣皇神主乘坐金輅，皇帝親自奉祀，也乘坐金輅，先去舉行完典禮，仍舊陪從神主到新廟，現在應當依照。

采納了這個建議。

永泰元年，主管官吏商議是否應到宗廟參拜先。尚書令徐孝嗣建議：“繼承帝位的君主即，都沒有到宗廟參拜祖先的記載，宗族繁衍繼祖業，纔有虔誠地謁見宗廟祖廟之禮。”左丞琛建議：

我聽說恭敬地拜謁自己的祖先，這一禮義明白地寫在《商書》中，朝拜武宮，事情光大於晉朝史冊。哪有登臨尊崇的帝位，承受天命繼承王業，卻不虔誠覲見祖宗，來到太廟。《毛詩·周頌》篇說“《烈文》，是成王即位管理國家，諸侯協同祭祀”。鄭玄注說“新王即位，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禮祭祀祖宗，秉告繼承帝位”。另外一篇說“《閔予小

子》，是繼位國君朝拜宗廟”。鄭玄注說“繼位國君是指成王。除去為武王服的喪服，將要開始即位管理國家，朝拜宗廟”。如此看來隆盛周代法典，嚴明綱紀，身為嫡子居於帝位，沒有比得上成王的。另外兩漢由太子繼承帝位者，西京七位，東都四位，其中昭、成、哀、和、從五帝，都拜謁宗廟，有關內容載於漢代史書，其他惠、景、武、
元、明、章六帝，前代史書沒有記載他們拜
謁宗廟的事，或許是史書偶爾有關文，道理上沒有其他解釋。議論者說皇上早在東宮做太子時，已經向祖先表示了敬意，終止哭泣之後，當即親自主持正常的祭祀，這就是在宗廟拜見祖先了，所以沒有另外拜謁的禮制。我認為不是這樣。作為太子在東宮時，也隨從參加郊祭，如果說以前的虔誠可以代替後來的恭敬，新朝代創始，就無須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禮了。如果認為親自主持正常祭祀後，再到宗廟拜見是重複，可是從漢到晉，庶子繼位，都到宗廟拜謁，既然同是有了祭禮，為何祇有庶子繼位舉行繁雜的禮儀？而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年號後，拜謁宗廟，咸康元年加冕，又重新拜謁。時間上沒有換君主，還不懷疑兩禮重複，何況地位上隔為君臣，卻祇用一次拜謁追祭禮敬。應當繼承遙遠的周、漢的盛大儀範，黜棄近代晉、宋的乖異禮儀，朝拜一次宗廟表現的誠信，會迅速傳遍萬國。

奏議被許可。

永明元年十二月，主管官吏上奏：“本月三臘祭太社稷。一日日月相會，在齋戒期內發日食，不知道對社祭有沒有妨礙？官署沒有依照。”尚書令王儉建議：“《禮記·曾子問》子舉行營禘郊社等五禮範圍的祭祀，簠簋等已經擺好’，祇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喪事纔。到正當祭祀的那天，發生火災以及日食就。查考擊鼓獻祭，由來久遠，可是簠簋等祭擺好，沒有問到。據此來說，齋戒第一天，輕微的日食，就不應當廢止祭祀。另外初平

一 禮(上)

年，上孫瑞建議因日食廢止冠禮而不廢止郊朝廷的議論採納了這一建議。王把天地作為母，郊祭社祭沒有不同，這就是先例，我認為應廢止。”下詔說“可以”。

永明十一年，兼祠部郎何佟之建議：

據《禮記·郊特牲》“社祭祭土而以陰氣為主，國君面向南立在社壇北墻下，其意是對着陰面”。鄭玄說“答好比是相對”。“北墻，是社祠內的北牆”。王肅說：“陰氣向北，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。答之就是與之相對的意思。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，面向北設置神位，齋官面向南，是很清楚的。近代沿襲，帝社朝南，太社及稷壇都朝東，齋官的位置在帝社壇北，面向西，在神位背後行禮。又稱稷為稷社，非常違背禮的本意。
卻不知在何時弄錯，追溯其中道理應當不久。我認為皇齊改變前朝文物制度，禮樂都應更新，中原的神靈，沒有比社神更尊貴的，如果仍舊沿襲前代的錯誤，恐怕有損盛大的典禮。認為二社，說起其字義是不同，若論其神靈則是相同的，神位都應朝北。稷神如果朝北，就變成了相互背離。稷是百穀的總神，不是陰氣之主，應依照先前朝東。
齋官站在社壇東北，面向南站立，東是上位；各位執事面向西站立，南是上位。稷依據禮沒有異名，現在如果要尊崇，正可以命名為太稷，怎能說是稷社呢？臘祭太社日期臨近，可依照所奏請的事情處理，改定禮儀制度。

儀曹稱治禮學士的意見是：

《郊特牲》又說“國君面向南，是與陽相對；大臣面向北，是與國君相對”。如果認為陽氣在南，那麼神位應朝北；陰氣在北，那麼神位應朝南。現在南北郊祭，一律限定朝南，皇帝持黑瓚站在臺階東部面向西，由此知道祭壇與陰陽無關，設置神位又怎能拘限於南北。衆位神靈小的祭祀，大都限定面向南，供奉的時候，面向北行禮，大

概是想申明神靈的尊貴，表示追求陰幽的含義。魏秦靜讓另外營建社稷，說自漢代以來，相沿朝南。漢離周年代隔得不遠，鄗城荒廢的房基，商丘殘餘的樹，應還有遺存，迷失祭壇方位，沒到現在這樣，博學的儒者知識通達，不認為是錯誤。庾蔚之從前已有這種意見，後來徐爰、周景遠都有不同意見，仍舊沒有改變。

何佟之建議：

提出的辯駁引述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，臣下面向北與國君相對。敢問“答”的意思，是相對？還是相背？如果相背則在社神位面向南，國君也面向南，可以同提出的辯駁相符。《郊特牲》說“臣下面朝北與國君相對”。又成了國君與臣下相背。現在說國君朝南臣下朝北，如照前面解釋“答”的意思，那麼國君朝南就不能稱為“答”，《禮記》怎能說祭社時國君朝南“答”陰面呢？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，那麼國君也應當面向西，為什麼在社祭時面向南？在效祭時面向西呢？我的解釋不是如此，《禮記》說，國君面向南與陽相對，這是表明朝廷集會的時候，昌盛的陽氣在南，所以國君面向南與之相對，猶如聖人面向南聽政，向着光明治理國家的意思，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陽呢？由此可知祭社時神位朝北，國君與之相對所以朝南；祭天時神位朝南，國君與之相對應當朝北。現在皇帝持黑瓊站在臺階東面向西，這大概是剛進入祭場的另外一個位置，不是應接相對時的位置。據《禮記》說“社祭為的是神化地”。又說“社祭祭祀地而主陰氣”。又說“不聽從命令，在社壇處死”。孔安國說“社祭主陰氣，陰氣主肅殺”。《傳》說：“日食，在社祠擊鼓”。杜預說“是譴責各陰氣”。社祭執掌陰氣的強盛，所以朝北設置神位，以照其本意。其他的祭祀雖然也與土地祭祀同樣尊貴，可是不具這種意義，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。不能看到其他的陰祀神位不朝北，便說社祭神位應當朝

一禮(上)

南。據《周禮》祭社時神位朝南，國君追求陰幽，應當面向北，可是《禮記》說國君面向南，這與相對陰氣的意思，追求陰幽的言論不違背嗎？魏臨時用漢的社壇，社壇、稷壇同在一處，共用一個門口，稷壇在社壇北面，都不是古制。後遷到皇宮南面，自當是遵照禮制。如果像秦靜說的這樣，就是顯示漢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，可以看到漢代的舊事。當時祭社神位朝南，不知出自什麼史籍。就是依照議論者提出的秦靜所說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漢代舊的法度，漢代又是沿襲周代的成規，因而不用更改，那麼社稷三座祭壇，都應當朝南，現在為什麼改帝社朝南，泰社及稷都朝東呢？

治禮學士又向何冬之問難，總共往返了三。到建武二年，主管官吏提出：“治禮學士沒明確的根據。”何冬之的建議纔實行。

建武二年，祠部郎何冬之上奏說：

據《周禮·大宗伯》“用蒼璧祭天，黃琮祭地”。鄭玄又說“都有犧牲繒帛，各依照祭器的顏色”。由此可知在圓丘祭天用黑牛犢，在方澤祭地用黃牲畜。《牧人》說“凡是陽祀都用騂牲畜，陰祀都用黝牲畜”。鄭玄說“騂，赤色；黝，黑色。陽祀，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廟祭祀。陰祀，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”。《祭法》說“在泰壇焚燒木柴，是祭天；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，是祭地。用赤色牛犢”。鄭玄說“祭地是陰祀，用黑色牲畜，與祭天一樣都用牛犢，所以連在一起說了”。由此可知這裏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。現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，另外明堂、宗廟、社稷祭祀都用赤色，與從前的禮制不符。另外鄭玄說“在明堂祭祀五帝，勾芒等配祀”。自晉以後，把圜丘併入南郊，
因此郊祭壇陳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。現在
明堂祭祀五方之神，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，北郊祭祀地祇，卻設置重黎的神位，乖舛不一，恐怕有損盛大的禮典。

上） 115

前軍長史劉繪議論說：“《論語》說‘牛犢是而丄長着整齊的角，即便不想用於祭祀，山神難道會捨棄它嗎’？不知道山川之神應當祀不？如果屬於陰祀，那就與用黑色不符，

何佟之又發表議論：“《周禮》以祭天地為大四望爲次祀，祭山川爲小祀。周人崇尚赤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，各依照其所處方位，這些祭祀很重大，應當遵從本色。祭山川以的祭祀，沒有記載牲畜的顏色，因爲這些祭祀小，依照它們崇尚的顏色。這樣《論語》、記》的兩種說法，怎麼不相符？”衆人商量認適。采納了這一意見。

永元元年，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議說：

聽說凡是聖明帝王治理天下，沒有不尊奉天地，崇敬日月的，所以冬至日在圓丘祭祀天，夏至日在方澤祭祀地，春分日祭日，秋分日拜月，爲的是教誨百姓事奉國君的道理，教化下尊敬上的道義。所以《禮》說“王一定要以天爲父，以地爲母，以日爲兄，以月爲姊”。《周禮·典瑞》說“王腰插大圭，手持鎮圭，用五色絲繩繞五圈裝飾朝拜日”。馬融說“天子在春分日祭日，秋分日拜月”。《覲禮》“天子出東門之外拜日”。盧植說“朝拜日是在立春日”。鄭玄說“端應當作冕，朝拜日是春分的時候”。《禮記·朝事議》說“天子頭戴禮帽，手持的鎮圭，有一尺二寸，率領諸侯到東郊朝拜日，爲的是教導國民尊奉天尊”。所以鄭玄知道在這裏端是作冕。《禮記·保傅》說“三代的禮制，天子春天早晨祭日，秋天傍晚拜月，爲的是表明有所尊敬”。而沒有說明所用的確切時辰。馬融、鄭玄說是用春分、秋分，盧植說是用立春日。我認爲日是太陽的精靈，月是太陰的精靈。春分時陽氣剛在上升，秋分時陰氣正向上長。天地是至尊，要在節氣開始時祭祀，所以在冬至、夏至祭祀；日月在禮儀等級上次於天地，所以在春分、秋分朝拜，有

一定的道理和根據，這樣馬融、鄭玄的話就符合其本意。漢代是清晨祭日，傍晚拜月。魏文帝下詔說“《覲禮》中天子在東門外朝拜日，返回後祭祀上下四方神明。《朝事議》說天子頭戴禮帽，手持鎮圭，率領諸侯到東郊朝拜日。由此而言，大概在諸侯朝覲時，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，因而率領諸侯朝拜日。漢改變了周的法度，各地王公不再進京朝覲，所以不再到東郊朝拜日，這是符合禮的變化。然而早晚常在宮殿下向東朝拜日，其禮儀太煩瑣。現在采用周代春分祭日的禮儀，減除漢代每日朝拜的儀式，又沒有諸侯朝覲的事，不去東郊祭祀，現在正殿就是舉行朝會儀式的場所，宜每每在春分之日於正殿祭日。至於祭月，其文不明。這事大家還沒有商議提出意見”。魏秘書監薛循請求發表意見說“過去朝拜日在春分，祭拜月在秋分。根據《周禮》朝拜日沒有固定的日期，鄭玄說要用春分、秋分，所以就施行了。秋分的傍晚，月多潛藏在東方天際，卻向西方祭拜，背離實際太遠了。我認為朝拜日應該在仲春的朔日，祭拜月應該在仲秋的朔日”。淳于睿反駁他，引用《禮記》的話“在東方祭日，在西方祭月，端正它們的位置”。《周禮》中在秋分日拜月，一直在歷代實行。向西拜月，雖然似乎背離實際情況，但也好比月掛中天卻在坑穴祭祀，不再說是背離月亮。據《禮器》記載“劃分早晚必須依照日月的運行”。鄭玄說“日出東方，月出西方”。又記載“大明生在東方，月生在西方，這是陰陽的區別，夫婦的分位”。鄭玄說“大明，就是日”。由此可知朝拜日向東，祭拜月向西，這大概是各依據自己的方位所在。好比天子東西巡游，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官職的人，還是向北朝拜，怎麼能因為背離實際就懷疑呢？我認為魏代所實行的制度，非常符合禮義增刪的本意。晉代初年毀棄圓丘方澤，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禮儀，春分秋分朝拜日月的儀式，也被替

代失去了本意。江左南朝草創，舊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，宋代沿襲前朝，没能恢復古制。我們皇齊承受天命統治天下，禮典教化都要更新，我認爲應該讓盛大的禮典在昌盛的時代施行，春分日在宮殿庭院的西部，面向東朝拜日，秋分日在宮殿庭院的東部，面向西祭拜月，這就是所謂必須依照日月的運行端正方位的意思。使各地前來觀摩教化的人，沒有不高興而且贊美的。天子祭天的禮服不裝飾疏藻，大概是依據上天極端質樸的本質，朝拜日不能像祭祀昊天一樣用質樸的禮儀，所以戴玄色禮帽裝飾三條旒。近代祭祀天，穿衮衣禮帽裝飾十二旒，極盡花紋色彩的美麗，這就是古今禮制的變化了。祭祀天與朝拜日，既然禮服應有所不同，近來天子在小型的朝見中，穿戴絳紗袍、通天金博山冠，這是本朝等級低於冕冕的禮服，我認爲應當穿戴這套禮服祭拜日月，它非常適合祭祀等級的依次降低。我不在禮局任職，輕率地上奏盛大的禮典，確實是越權，低頭追想起來極端慚愧。
皇上聽從了這一建議。
永明三年，主管官吏陳奏：“明年正月二十丁亥，可以祭祀先農，當天御駕親自耕田。”元嘉、大明以後，都是在立春後的亥日舉行，令王儉認爲在亥日舉行籍田禮，經傳中沒有記載，交給下面詳細商議。
兼太學博士劉蔓建議：“《禮》記載，孟春之立春迎春，又在這月的吉日舉行祈穀禮，又吉利的時日由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。盧植說中的辰、日是相通的，日，是從甲至癸；辰，子至亥。郊祭天是陽祀，所以用日日。籍田禮祀，所以用辰。陰祀禮卑下靠後，一定是居位，亥是辰的最末位，所以《禮記》稱元注說吉亥。另外根據五行學說，木生在亥，日祭祀先農，也符合其意。”太常丞何諶之建議：“鄭玄注說‘吉利的時大概就是郊祭之後吉利的亥日’。亥，是辰水位，凡是農墾種植，都存有濕潤之意。五

一　禮(上)

學說認為十二辰組成六個相合，寅與亥相合，月在東郊耕田，是取月建與日辰相合。”

國子助教桑惠度建議：“查考鄭玄把亥日作吉利時日，陽生在子日，吉利起源於亥日，選屬陽的吉日創造萬物，亥又屬水，代表十月，穀依賴其滋潤而成熟。”

助教周山文建議：“盧植說‘元，即吉利。祭天是陽祀，所以用日。籍田禮是陰祀，所以用辰’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解釋元辰說‘日是干，是支，祭祀天用日，祭祀地用辰’。”

助教何冬之建議：“《少牢饋食禮》說‘孝孫某，明日丁亥，用年節禮祭祀皇祖伯某某’。說‘未必祇有丁亥日，祇是舉一天來說明罷。祭祀太廟的典禮在丁亥日，如果不用丁亥，就用己亥、辛亥日，只要有亥就可以’。鄭又說‘必須用丁、己，是取其美名，選用的是屬、改變的意思，都是表示尊敬’。如果這樣，亥祇是祭祀的日期，不是祭祀先農的專門日。漢文帝在這天舉行籍田禮祭祀先農，所以以後的帝王相沿採用，沒有別的意思。”

殿中郎顧暠之建議：

鄭玄稱是先舉行郊祭後的吉利時日，可沒有說必須是亥日的理由。盧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，但也沒有固定用辰的證據。漢代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禮，始自漢文帝，他的詔書說“農業是天下的根本，農事活動開始於籍田禮”。這祇是草就的詔令，沒有發現皇帝親自主持籍田的吉日。昭帝癸亥日在鈎盾管轄的皇家遊樂場地耕田，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，章帝乙亥日在定陶耕田，另外辛丑日在懷耕田，魏的烈祖照實寫明在辛未，不定在一辰，這是兩代的證明。推究晉的改變魏，宋的沿襲晉，正是信服鄭玄的意見，沒有不同看法。班固排列亥位說“陰氣對應仲秋之月就應該收藏萬物，然而如雜有陽氣就會阻凝播種”。而且亥既然是屬水的辰，天性化育，播種要選取吉日，就是這個意思吧？班固排列丑位說“陰祀五帝輔助仲冬之

月渲泄氣息萌生萬物。”排列未位說“陰氣受命，輔助君主在五月播種萬物，使它們長大茂盛”。因此漢代更選，魏室改用，參酌從前的用丑，確實都有依據。
相互商議奏請用丁亥日。下詔說“可以”。

建元四年正月，下詔建立國學，配置一百五學生。其中有爵位樂於入學的有五十人。學五歲上學，二十歲回家，收取王公以下包括子、著作郎、廷尉正、太子舍人、領護諸府司議經除敕者、諸州別駕治中等、現在職以及散官的子孫。選取的學生家離國都都不超過里。太祖去世，纔停止。

永明三年正月，下詔建立學校，創建學堂，公卿子弟及員外郎的後代，總共配置學生二。當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齊。主管官吏上奏：元嘉年間的舊制，學生到校，先用釋奠禮祭先聖先師，另外有釋菜禮，不知道現在應當舉什麼禮？用什麼樂和禮器？”尚書令王儉建議：

《周禮》“春天入學，舉行釋菜禮，伴以樂舞”。《禮記》說“學校開學，頭戴皮弁舉行釋菜禮，表示敬奉道學”。又說“剛入學，一定要祭祀先聖先師”。中朝以後，釋菜禮被廢，現在所實行的，祇是釋奠禮。使用的樂器禮器，都沒有明文記載。如仿效七廟祭禮就輕了，比照五禮就重了。陸納、車胤認為宣尼廟應依照亭侯爵位的禮儀；范寧要依照周公廟，用王的禮儀；范宣認為應當把他作為先師，而不要作為臣下，舉行釋奠禮那天，配備帝王專用的音樂。如此車、陸的主張就失之過輕，二范的主張又失之太重。喻希說“如果達到王的等級自己陳設禮樂，就是在最尊敬的場所濫行獎賞；如果要嘉獎、贊美先師，就是比附得不完備”。查考這一說法，符合情理。皇朝屈尊弘揚教化，用先師之位相待，如同上公，就事而言是恰當的。元嘉時建立學校典禮，裴松之提議應跳

一 禮(上)

六佾舞，因為郊祭的樂舞尚未齊備，所以權且演奏登歌。如今樂器已經齊備，應該三面懸掛樂器演奏，跳六佾舞，犧牲物品及器具，全部依照上公。

這年冬天，皇太子宣講《孝經》，親臨釋奠禮，御駕也親臨傾聽。

建武四年正月，下詔建立學校。永泰元年，昏侯即位，尚書臺依照永明年間舊事廢除學。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說：

古代建立國家統治百姓的帝王，必定把教學放在首位，用來節制邪惡的情感，禁絕世俗的欲望，所以能教化百姓裁制風俗，養成良好習性。因此忠孝純一，信義形成，禮讓實行，尊重學校教育，其目標是相同的。因此成均鮮明地記載在古代典籍，虎門顯赫地記載在前代經典。陛下聖明敦厚，承繼大業，現在皇命已下，廢除學校的消息早就傳聞，恐怕觀覽國家盛德光輝的人，會有所議論。如果因為國喪的緣故應當廢除，當年漢成帝設立學校，自元始年間，一百多年中，未曾有短暫的廢除，其間也有國喪。而且晉武帝去世時，他設立的學校還是保存着，這些都是前代不因為國喪廢除學校的明確記載。永明年間因為沒有太子的緣故，廢除學校，這不是古制。查考國家設立學校，本意是興起教化導致國家太平，天子到學校咨詢商議，舉行祭禮。《禮記》說：“天子出征，接受祖先的旨命，接受學校擬訂的謀略。抓獲有罪的人回來，在學校舉行釋奠禮。”又說：“在太學設置三老五更之位贍養老人，天子袒露身體宰割牲畜，持爵獻酒，教育諸侯孝悌。”這學校是天子擁有國家的根基，或用其教化天下。所說的都是太學的事。現在所引用的太學並不是相反的證據。據我所見，現在的國學，就是古代的太學。晉代初年太學生有三千人，多了之後就會雜濫，惠帝時想分辨清楚，所以元康三年纔設立國子學，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進入國學。天子離太學到國學，是為了舉行典禮。太子離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