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，戴青介幘，穿青紗袍。侍中陪乘，奉車郎執馬繮駕車。’考《後漢書·輿服志》說：‘通冠，是皇帝平時戴的冠。’如此說來，難道可常戴親耕籍田嗎？《禮記》載：‘古時候天子親籍田，戴冕，朱紅色帶子，親手執耒耜。’鄭注《周官》司服說：‘六種衣服同一種冕’，是重的緣故。不同時令衣服雖然變化，而冕的形不改。另外，潘岳《籍田賦》寫道：‘常伯陪太僕手執馬繮駕車。’以此推考，皇帝親耕田，應戴冕，冕上懸有彩色絲繩穿成的十二用朱紅色帶子繫於頷下，戴黑介幘，穿青紗由常伯陪乘，太僕手執馬繮駕車。應當修改義制度，完全遵照《周禮》《禮記》制定正規義。”下詔同意。

大明四年正月己卯，有關部門上奏說：“到郊祭天的禮儀規定，皇帝開始戴平天冠，穿火補黻禮服。返回時，改戴通天冠，換上絳紗祭祀宗廟，按以往禮儀，皇帝開始的冠服與祀沒有不同，但返回時改戴黑介幘，換上單衣事，不合體統。我們認為應當同郊祀返回時一也改戴通天冠，換上絳紗袍。另外，按以往義，皇帝祭祀乘金根車。現在五種輅車已經齊依據《禮》乘玉輅祭祀，也應當由乘金根車為乘玉輅車。”下詔同意。

大明六年八月壬戌，有關部門上奏說：“《漢注》載‘皇帝乘大駕出行時儀仗次第，公卿在面引導，大將軍陪乘，太僕卿駕車。乘法駕出侍中陪乘，奉車郎駕車’。東晉時，沒有大所以郊祀天地用法駕，祭祀宗廟用小駕。至禮儀服制，法駕小駕沒有不同。拜謁陵寢，皇穿單衣戴幘，百官陪從，祇穿朱衣，也稱為小名實不相符。考尋以往記載，皇帝乘大駕上往北郊祭地。周代禮制，宗廟祭祀祈禱上天福，應當乘大駕郊祀天地，乘法駕祭祀宗廟，駕上陵，等次像有一定順序。現在祭祀宗廟用法駕儀仗，其中軍幢數額，臨時配置。皇帝玉輅，以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小輦輪御軺衣書等為副車。其餘都仍然如同往常儀制。”下詔意。

第八 禮(五)

大明七年二月甲寅，皇帝車駕巡行南豫州、州，着冕服，乘玉輅，告辭二廟。然後改戴通冠，換乘木輅，車上豎立大麾，完全按春季出議典。

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日，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與謀議：“天子之子，與士以年齡大小襄，而達於辟雍，這是天生而貴。既天生尊，則禮儀與上公相同。周代制度爵分為五等，服等級與五等爵位相應，公降為王者，祇是一爵位。王把金輅賜給同姓諸侯，把象輅、革輅木輅賜給異姓侯伯，在朝廷的卿士，也按照同的禮儀賜給輅車。根據這種制度，東宮太子則乘金輅車。自從晉武帝渡江滅吳之後，禮儀制荒疏背離正軌，王公以下大臣，車制冠服卑微雖；祇有東宮太子，禮儀等秩特別尊崇，僅次皇帝，遠遠高過侯王。然而皇太子乘坐石山安其義不見於經典，其事也沒有先例。《周禮》說的金輅、玉輅，祇是用金飾用玉飾輅車的各末端。車的左右前後，都用漆塗飾。周代輅秦代改製爲金根車，全部用金箔垂簾環繞四漢朝、魏朝、西晉東晉，都沿襲而沒有改直至大明年間，纔五種輅車齊備。金輅、玉兩種車的形制，都和金根車類似，倉促看一幾乎沒有差別。如果賜給東宮儲君，從禮制來說恐怕過重，這樣做不能突出皇帝的最高地表示等級森嚴。況且《春秋》所表述的禮用兩個等次表示降抑，臣子的禮儀，應當以卑儉約爲宜。我認爲東宮太子的車服，應當比降低二等，一人駕車，一人陪乘，一車四乘象輅，車上豎立降龍碧旗，有九旒。進不已至尊，退不威逼臣下，循考古今沿革，斟酌時宜，這樣做很符合禮制。”下詔同意。

泰始四年八月甲寅，下詔說：“車子冠服的飾，遵循象數配合對應的原則。所以歷代盛皇下了典範，列聖傳下了儀制。朕近來改定五種車，斟酌古制，取合時宜，修成六種冠服，隨用於不同的禮儀。具體實施事項，各有章法次現可以交付外朝，載入典章制度。朕采用：大冕以五彩絲繩作旒，有十二旒，每旒連綴十

五） 443

立純玉，着玄色上衣黃色下裳，乘玉輅，到南祭天，到明堂祭祀祖宗。又采用：戴法冕以五絲繩作旒，着玄色上衣絳色下裳，乘金輅，到祭祀祖宗，於正月元日大會諸侯。又采用：冠冕以四彩絲繩作旒，着紫色上衣紅色下乘象輅，駕臨小型宴會，饋送諸侯，或是到接見王公。又采用：戴綉冕以三彩絲繩作着朱紅色上衣下裳，乘革輅，討伐叛逆，或圍獵。又采用：戴紇冕以二彩絲繩作旒，着上衣下裳，乘木輅，親耕籍田，或是擺設酒待國子。又采用：戴通天冠，着朱紅紗袍，聽政之服。”

泰始六年正月戊辰，有關部門上奏說：“收書皇太子將正冬朝賀，是否應當着衮冕九章呢？”儀曹郎丘仲起提出建議：“考《周禮》，公穿戴衮冕以下的禮服。鄭玄注：‘從衮至卿大夫的玄冕，都是公卿大夫朝聘天子的。’我想古時候的上公，尚且能夠穿戴衮冕天子。皇太子貴為儲君，全國上下敬仰。愚為應當遵循盛典，着衮冕九旒禮服朝賀。”

丞陸澄發表議論：“着冕服上朝，確實載於。秦朝廢除了六種冕服的制度，到漢明帝時衆儒議定恢復了古代規章。從魏、晉以來，廟祭禮以外，不想讓臣下着衮冕禮服，所以三公者，常常加授侍官。現在皇太子秉承乾儲君，禮儀遠遠高於諸王群臣之上，應當遵王盛典，革除近代的陋制。臣等共同謀議，禮儀制度，皇太子元正朝賀，應當着衮冕九服。認為丘仲起的建議允當。可以編撰載入。”下詔批准。

後廢帝即位，尊生母陳貴妃為皇太妃，車駕完全如同晉孝武帝太妃舊例。祇減省了五牛赤旗。

（图片中无文字）

第九

一）

《周易》說：“先王製作音樂來推崇德行，以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獻給上帝，並且祭祀自己祖先。”從黃帝到三代，名稱不同。周代衰微古樂凋零殘缺，又被鄭衛之音所淆亂。魏侯雖說好古，然而他聽了古樂仍然昏昏欲睡。
是淫聲興盛而雅音廢棄了。

秦朝焚毀典籍，《樂經》因此亡佚。漢朝興樂家有制氏，但只能記載古樂的音調節奏，不能說出它的含義。周代所保存的六代古樂，至朝只剩下《韶》、《武》而已。秦始皇改周舞為《五行》，漢高祖改《韶舞》稱為《文始》，以表示不相沿襲。又製作《武德舞》，跳舞的部手持武器，用來象徵天下之人樂於自己行使力來消除暴亂。所以在高祖廟中演奏《武德》、始》、《五行》之舞。周代又有《房中之樂》，因改稱為《壽人》，它的聲調是楚地的聲調，高祖愛好它，孝惠帝改稱為《安世房中樂》。
祖又製作《昭容樂》、《禮容樂》。《昭容》出自德》，《禮容》出自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。漢朝初又有《嘉至樂》，是叔孫通因襲秦朝樂人而製宗廟迎神之樂。漢文帝又自己製作《四時，用來表明天下的安和。原來愛好先王的古爲的是表明有一定的法則；愛好自己所製作新樂，爲的是表明有一定的制度。漢孝景帝采《武德舞》作《昭德舞》，薦祭太宗廟。孝宣採用《昭德舞》製作《盛德舞》，薦祭世宗廟。
諸帝都演奏《文始》、《四時》、《五行》之

第九 樂（一）

漢武帝的時候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人共同收《周官》以及諸子書中言及樂事的資料，著記》一書，進獻八佾之舞，與制氏沒有差異。
王的內史中丞王定傳下來，轉授常山王禹。
禹在漢成帝時任謁者，多次對皇上談論樂舞的理，並且進獻《樂記》二十四卷。劉向校書得到二十三篇，但是始終沒有使用。

到了東漢明帝初年，東平憲王劉蒼總結公的討論，說：“宗廟應當演奏本朝的樂舞，不當襲用前朝，這樣纔是彰明功德的方式。”於繼承《文始》、《五行》、《武德》製作《大武》舞。又製作舞歌一章，進獻祭漢光武帝廟。

東漢末年大亂，各樂舞散佚殘缺。魏武帝平州時，得到杜夔，杜夔精通音樂，曾經任東的雅樂郎，尤其熟悉關於雅樂的事，於是武帝地為軍謀祭酒，命他創定雅樂。當時又有鄧尹商，善於訓釋雅樂，歌師尹胡能唱宗廟郊的樂曲，舞師馮肅、服養通曉前代的各種舞都由杜夔統一管理。杜夔考證古代經籍，搜近代典章，魏朝恢復前代的古樂，是從杜夔開的。而左延年等人，善於演奏流行樂曲，祇有夔愛好古樂，堅守正道。

魏文帝黃初二年，把漢朝《巴渝舞》改名《昭武舞》，把宗廟《安世樂》改名為《正世，《嘉至樂》改名為《迎靈樂》，《武德樂》改爲《武頌樂》，《昭容樂》改名為《昭業樂》，魁舞》改名為《鳳翔舞》，《育命舞》改名應舞》，《武德舞》改名為《武頌舞》，《文始改名為《大韶舞》，《五行舞》改名為《大武。它們的許多歌詩，大都沿用前代的舊作，有魏國初建時，使王粲改寫登歌以及《安世》、渝》詩辭了。

魏明帝太和初年，下詔書說：“制禮作樂，是類比事物、表彰功德而不忘其根本。凡是，都是以舞蹈為主，從黃帝《雲門》以下，到周代《大武》，都是太廟舞蹈的名稱。而它的官員，都稱為太樂，那是因為總領諸不能拿其中一類來作為名稱。武皇帝的廟樂

能相稱，在商討規定武皇帝的廟樂及舞蹈時，所執持的物件，行列位置的制度，聲歌的詩辭，一定要使其周詳完備。樂官從容自若，所以稱為太樂。” 太樂是漢朝的舊官名，後漢依據議論改稱太子樂官，到這時改復舊名。

於是公卿上奏疏說：“臣下聽說凡是道德隆盛、教化昌明的朝代，那麼樂舞能夠表現它的德行，音聲能夠抒發它的盛情。所以在祭天祭祖中的儀式，鬼神因它的和諧而享用，在朝廷演奏，君臣因它符合禮度而高興。能使四海之內，到處知道天上的德政進入極盛時期，而光輝日日更新的景象，就是指的禮樂啊。所以先王以殷盛的樂舞來祭祀上帝，並配祀祖先，實在是根據當時情況製定的。周代末年，上距唐、虞差不多有兩千年，《韶箾》、《南》、《籥》、《武》、《象》之樂，它們的風化遺功，都是可以瞭解並加以評論的，從這些來說，禮樂的事情，是不能停止的。如今太武皇帝樂，應當稱為《武始之樂》。武是神武的意思，又是足跡的意思。《武始》意謂神武的開始，又指王者事迹的興起。高祖父皇帝樂，應當稱為《咸熙之舞》，咸是皆的意思，熙是興盛的意思，咸熙的意思是說適逢盛運，承受天命，由此都興盛起來。至於群臣論述功德，建定帝王的稱號，卻沒有制定樂舞，這不是昭明美德、記述功業的辦法。歌詩是用來咏嘆美德的，樂舞是用來表現事迹的。在文字上，文和武合起來稱為斌，而兼有文武之資，正是聖德得以彰明的原因啊！臣等恭謹地制定樂舞，稱為《章斌之舞》。從前《簫韶》在虞舜庭中演奏，《武》、《大武》也在周文王、周武王的階前振起。
特地用來顯示他們的德教，表明他們的成就，使天下的人親身感受他們的光輝，習咏他們的教化啊。自從漢高祖、文帝各自根據他們的時代創作《武德》、《四時》之舞，上考前代樂舞中的內容，用以咏美當今創業的聖主，來傳揚其偉績，沒有比《章斌》更隆盛的了。《樂志》說：‘用鐘磬演奏，執干戚起舞，是用以祭先王的，又是用來主客酬酢的。在宗廟之中，君臣致致敬意；在族長之中，長幼無不順從和睦。’

第九 樂(一)

以孔子回答賓牟賈的問題時說：‘周代的德行達四方，禮樂相互交往。’《傳》說：‘魯國有祭之樂，在大祭宗廟時應用。’這都是舉行祭先王時，普遍用盛樂的明確的文字記載。現在果祭祀天地宗廟，那麼這三舞應當一并用爲祭，及至天子親自祭祀先王，也應當用這三舞。
後繩合乎古代制度中敬事神明、訓導百姓的道，關於後代萬世，它的意義更爲顯著。又，臣考慮，三舞應當有一個總的名稱，可以命名爲《大鈞之樂》。鈞是平的意思，指的是大魏三代功相同，以致國家興隆、天下升平。名稱很美，理又很確切。”尚書奏稱：“應當照所上奏疏辦。”明帝起初不同意制定《章斌之樂》。群臣再提出請求後，纔答應了。

於是尚書又上奏疏說：“祭祀上天以下時，始舞》舞人的服裝是：平頂禮帽，黑色的裹巾，玄色的衣裳，白色的領和袖，絳色領袖的衣，絳色的合幅褲，絳色的襪子，黑色的皮。《咸熙舞》舞人戴皂絹做的帽，其他服裝如。《章斌舞》舞人與《武始》、《咸熙》舞人同服裝。在朝廷演奏時，則舞《武始舞》的人的裝是：武士帽，赤色的裹髮巾，生絳色的袍，單衣，絳色衣領衣袖，皂色領袖的內衣，虎合幅褲，白色布襪，黑色的皮鞋。《咸熙舞》人的服裝是：緇布冠，黑色的裹髮巾，生黃色袍子、單衣，白色合幅褲，其餘服裝如前。”奏得到許可。史臣按：《武始》、《咸熙》二舞，所戴的冠帽規定不同，可是說《章斌》與始》、《咸熙》同一服裝，不知道《章斌》戴是哪一種帽子？

侍中繆襲又上奏疏說：“《安世歌》本來是漢時的歌名，如今它的歌詞已不是往時的文辭，就應當更改歌名。據《周禮》注說：《安世樂》是周代《房中之樂》。所以以往的研究者認爲中之樂》歌咏后妃的德性，是用來教化天下端正夫婦之道的，應當改《安世》的名稱爲始之樂》。在魏國剛剛建立時，已故侍中王粲的登歌《安世詩》，專門用來懷念歌咏神靈以述說神靈靈臨享受的意思。臣繆襲後來依據王

一） 449

的登歌來省察閱讀漢朝《安世歌》的歌詞，也‘四面擺下盛大的陳設，神靈前來享受飲宴，好的進獻與美好的禮儀，永遠受到神靈的保’ 没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所說的以后妃之教化天下的話。如今想來，過去認為《房中之是后妃之歌的人，恐怕是違背了它的原意。
祭祀婐神的時候，升堂就歌咏先祖的功德，下就歌咏宴享之樂，用不着去歌咏后妃的德化。
是應當依據實事來為它的樂歌命名，改稱《安歡》為《享神歌》。” 所奏許可。按文帝已經改世》為《正始》，而繆襲到這時卻又改《安為《享神》，不瞭解其中道理。王粲所寫的世詩》，現在已經失傳。

繆襲又上奏疏說：“祭文昭皇后廟，設置四之樂，應當刻於碑石，顯示其節奏以及演奏的，依照太祖廟的名稱，稱為昭廟的供樂。”

上疏說：“按照禮儀的規定，凡是妻子繼承的爵位，用同樣犧牲祭祀的，祭樂也沒有差昭皇后如今雖然另設祭廟，至於宮懸樂器節的規定，應當照繆襲的建議。” 所奏許可。

散騎常侍王肅上奏說：“帝王各自用他們的制度事奉天地，如今研究者以《周官》的孤證作為治國的大法，我擔心他們有片面性而全面觀點。漢武帝東巡封禪回來，在甘泉祭，在汾陰祭后土，都用全部樂舞。說他全是說他全用宮懸之樂。所謂天地的本性以質貴，是說器物沒有文飾罷了，不是說祭祀時器應當再減少。按禮樂的規定，天子置宮舞八佾。如今祭祀天地，應當用天子的制設置宮懸之樂，八佾之舞。” 衛臻、繆襲、年等都贊成王肅的意見。所奏許可。

王肅又上奏議說：“研究樂舞的人認為周代時，祗舞《雲門》，祭祀地時，祗舞《咸祭祀宗廟時祗舞《大武》，似乎違背了它的。周代依禮迎接賓客時都演奏全部的樂舞。
傳》：‘王子頹宴飲五大夫，演奏全部的樂這是指六代的樂舞。那就在一次的宴會中，演奏了六代的樂舞。祭祀天地宗廟，是一件，而賓客宴會，比起來算是小事。《王制》

第九 樂(一)

‘各樣菜肴不能超過祭祀的犧牲，日常衣着能超過祭祀的服飾。’ 能夠使宴飲之樂超越祭天地宗廟之樂嗎？《周官》：‘以六律、六呂、聲、八音、六舞大合樂，用來薦祭鬼神，協和國，調諧萬民，慰安賓客，娛樂遠人。’ 六律、呂、五聲、八音，都同時來演奏，至於六舞卻獨分開來用，這就是人心難以滿足的原因。
官》又說：‘樂官韍師掌管教習韍樂，在祭祀時候，就率領他的屬下來表演。祭祀先王也是樣。’ 韍樂，是東夷的樂舞。又說：‘樂官鞮鞻掌管四方夷族樂舞以及它的聲歌，在祭祀的時就吹奏歌唱，宴會時也是這樣。’ 四方夷族的舞，竟能夠進入宗廟，而前代的典則，如今難就不能用？祭先王和宴日也可演奏夷樂這一表明古今夷、夏的樂舞，都主要在宗廟演然後傳播到其他場合。演奏先王樂舞，貴能舉應用，采納四夷的樂舞，正是贊美德化的廣普及。高皇帝、太皇帝、太祖、高祖、文昭都應當兼用先代及《武始》、《大鈞》之舞。”

管部門奏稱：“應當照王肅的奏議辦。” 所奏許王肅私自寫宗廟詩頌十二篇，沒有合樂歌晉武帝泰始二年，改制郊廟歌，它的樂舞沿用舊樂。

漢光武帝平定隴、蜀，增廣郊祀之禮，以高帝配享從祀，樂舞演奏《青陽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》、《玄冥》，舞《雲翹》、《育命》之舞，在北祭天以及在明堂祭祀時，演奏的樂舞和在南郊一樣。在迎祭四時之氣的五次郊祀中：迎春歌唱《青陽》，迎夏歌唱《朱明》，連同舞《雲翹》之迎秋歌唱《西皓》，迎冬歌唱《玄冥》，都舞《育命》之舞；迎季夏歌唱《朱明》，同時舞《雲》、《育命》二舞。漢章帝元和二年，祭祀宗樂時，按照舊例，在進獻食物時演奏《鹿》、《承元氣》兩首樂曲。三年，自己作詩四
第一篇名《思齊皇姚》，第二篇名《六騏
，第三篇名《竭肅雍》，第四篇名《陟叱根》，前前面二曲為六曲，作為宗廟進食之樂。加上廟進食的《重來》、《上陵》二曲，合并八曲作上陵進食之樂。減少宗廟進食時的《承元氣》

）加上《惟天之命》、《天之曆數》二曲，合為七曲，作為殿中皇上用膳時進食之樂。又，大樂進食之樂有十三首樂曲：第一首名《鹿第二首名《重來》，第三首名《初造》，第名《俠安》，第五首名《歸來》，第六首名期》，第七首名《有所思》，第八首名《明第九首名《清涼》，第十首名《涉大海》，一首名《大置酒》，第十二名《承元氣》，第名《海淡淡》。魏氏以及晉荀勗、傅玄一齊些樂曲作了歌辭。魏朝時認為《遠期》、《承》、《海淡淡》三首樂曲不够通暢流利，把它。魏朝的雅樂有四首樂曲：第一首名《鹿後來改名為《於赫》，用以歌咏武帝。第二《騶虞》，後改名為《巍巍》，歌咏文帝。第名《伐檀》，後來減省除去。第四首名《文後來改名為《洋洋》，歌咏明帝。《騶虞》、廬》、《文王》三曲，一并由左延年改變它的。正月元旦朝廷大會時，太尉奉進玉璧，諸禮，東廂雅樂郎演奏的就是這些樂曲。現在為行禮曲，用樂律第五種姑洗厢演奏。考查烏》一曲，本來以用於飲宴為得體，用於宗禮是不確當的，這是過去的失誤。

晉武帝泰始五年，尚書上奏，命太僕傅玄、監荀勗、黃門侍郎張華各自創作元旦行禮及祝壽酒食舉樂的歌詩。詔令又命中書郎成公寫。張華上表說：“考查魏朝祝壽進食的詩漢朝所施用的這類詩，它們的文句長短不未必都合乎古制。因為依據樂曲節奏作詩，的長短，本來要有所因循，而懂音樂的作足以掌握其聲調，按照樂曲來作詩，大都不般人所能改動的。所以從兩漢到魏朝，作歌因襲前作而不加變動，雖然詩篇的詞句不或興或廢而隨時變化，至於它的押韵，停頓用，都依照舊作，這樣做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作詩，都一概承襲，不敢有所改動。”荀勗：“魏朝的歌詩，有的一句兩個字，有的三，有的四個字，有的五個字，同古詩不一將這一問題去請教司律中郎將陳頎，陳頎“將魏朝的歌詩合樂歌唱，未必都合得上。”

第九 樂(一)

以荀勗創作晉朝歌詩，都是四言詩，祇有王公壽酒一篇是三言五言，這就是張華和荀勗所表的不同 的宗旨。泰始九年，荀勗就掌管樂舞的情，命郭璞、宋識等創作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，而荀勗以及傅玄、張華又各自創作這二舞的詩。荀勗製作新的律笛十二支，散騎常侍阮咸評新的樂律定音過高，過高則近於哀傷，不合聲的中和之道。荀勗因為阮咸和自己意見不，把他貶出任始乎相。

晉朝又改魏朝的《昭武舞》為《宣武舞》，《羽籥舞》為《宣文舞》。

咸寧元年，詔令定祖宗的廟號，而廟樂同時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舞。

及至東晉剛立宗廟，尚書向太常下達祭祀所的樂舞的名目。太常賀循答覆說：“魏朝改編朝的樂舞，用來作為一代的典禮，不知大晉樂名目為什麼與魏朝不同。自從遭到禍亂，往日典章制度已經不復存在，然而這些樂舞都是用律調協，用五聲文飾，用歌詞歌咏，在舞隊中列時，宮懸在堂下，琴瑟在堂上，八音更迭演雅樂時并作，升堂而歌，堂下吹奏管樂，自有它固定的歌詞，仍是周代人的舊制。自從朝以來，依仿這一禮儀，祇是自己創作新詩罷，往日的京都荒廢，樂舞如今已經散佚，音韵曲折變化，又沒有人懂得它，那麼在今天很難意想來說了。”當時因為沒有雅樂的樂器和演的樂人，省減太樂及鼓吹令。這以後得到登進食之樂，尚有不完備之處。晉明帝太寧年，又詔令阮孚等人改編。晉成帝咸和年間，再設置太樂官，收集遺佚的樂舞，但還沒有鐘一類的樂器。

起初，荀勗既然用新樂律創作《正德》、《大二舞，又修正鐘磬樂器，這事沒有完成荀勗死了。元康三年，晉惠帝下詔令荀勗的兒子黃時郎荀藩修定鐘磬之樂，用於郊廟祭祀的樂不久遇到動亂，原有的音聲制度，沒有人記下來。庾亮任職荊州時，同謝尚一起為朝廷修雅樂，但庾亮不久就死了。繼任的庾翼、桓溫心去管理軍務，樂器存放在府庫中，於是招致

損壞。在西晉發生禍亂的時候，樂人都爲虜俘，待到胡人敗亡，鄴下的樂人中，很有些的人。謝尚當時任尚書僕射，就依靠他們來鐘磬。太元年間，打敗苻堅，又得到樂工楊人，他們對舊樂熟練，於是四廂的鐘磬樂器以完備。

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太樂令鍾宗之再度調整的樂律。十四年，治書令史奚縱又修正它。
記載在《律曆志》中。晉代曹毗、王珣等增加新創作的宗廟歌詩，然而郊祀時卻不設。

何承天說：“世上都傳說孫吳沒有雅樂。考在明陵迎接父親喪柩時，史書上祇是說他歌夜不停，那麼沒有鐘磬登歌是可以知道的何承天說：“有的人說，今天的《神絃》就是孫氏的宗廟登歌。”史臣案：陸機的薈詠》：“《肆夏》用於宗廟，《雲翹》用於陸機不會空說這句話。又，韋昭在孫休時進獻《鼓吹鐃歌》十二曲上表說：“應當將交付樂官，使善於歌唱的人練習歌唱。”那吳並不是沒有樂官，而善於歌唱的人卻能將配合音樂，怎能僅僅將《神絃》歌作爲宗廟呢？

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，主管部門奏稱：“宋剛建立，宗廟祭祀應當設置雅樂，太常鄭鮮八十八人各自撰寫新歌。黃門侍郎王韶之所辭七首，都應施行應用。”下詔許可。十二主管部門又奏稱：“按照以往元旦設置樂舞例，參酌指派三省所改的太樂各歌舞詩，黃郎王韶之創立三十二章，應當用來教習試使用日期將近，要預先唱習。特申奏統攝施詔令許可。又改《正德舞》爲《前舞》，舞》爲《後舞》。

元嘉十八年九月，主管部門奏稱：“在南北郊祀應當奏登歌。”又商討宗廟樂舞的事，書江夏王劉義恭等十二人所見相同，沒有及列名上奏，碰上戰爭發生，這事就停下來二十二年，舉行南郊大祀，纔設置登歌，詔史中丞顏延之創作歌詩，但廟祀的樂舞仍付

如。

孝建二年九月甲午，主管部門奏稱：“前殿曹郎荀萬秋建議：考查古禮，祭祀天地有樂，為的是迎接神靈降臨。所以《易經》說：音在地上轟鳴。先王創作音樂來推崇功德，以大隆重的禮儀，將音樂獻給上帝，並且祭祀自的祖先。’《周官》說：‘在圜丘壇上奏樂，天都降臨；在方澤中奏樂，地神都出來。’又說：於是奏黃鐘之樂，歌大呂之歌，舞《雲門》之，用以祭祀天神。於是奏太簇之樂，歌應鐘之，舞《咸池》之舞，用以祭祀地神。’從這一來說，用樂舞祭祀天地之神由來很久遠了。如郊祀缺少樂舞，臣對此有疑。《祭統》說：‘祭有三件重大的事，進獻之類沒有比帝王用酒祭更重要的，音聲沒有比登歌更重要的，樂舞沒比《武宿夜》更重要的，這是周代的制度。’於秦朝奏《五行》之樂，魏朝舞《咸熙》之，都是用於祭享。到了晉朝，在泰始初年，傅創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。元康年間，荀藩接詔令完成其父荀勗的事業，鐘磬樂器四相懸，用於郊祭廟祭。這就是郊祭廟祭相承有樂的證。如今廟祭雖然已奏登歌，但象舞尚未陳恐怕在具備禮儀方面有所欠缺。大抵聖明的主治理世事，朝代不同而教化相同，雖然增損益有些差異，升降盛衰情況交互出現，但未嘗是用古禮治理當代，規矩相同。如今正當國家平時刻，典章制度齊備，凡是往昔遺佚的禮無不一一備辦。又何況在郊祭時招引天地神昭明功德的時候，怎能使樂舞欠缺呢。臣認郊廟之禮應當設樂舞。”

於是詔令朝廷內外廣泛商討這件事。驃騎大軍竟陵王劉誕等五十一人都贊同萬秋的立議。
書左僕射建平王劉宏認為：“聖王的功德雖然同，但創定的禮儀卻不一樣，樂不相沿用，禮不相因襲。自從大宋應天順命，開創帝業以功業超過前王，教化盛於古人，朝廷禮儀和家典章，都依照前代。自從後晉東遷，事務繁而時間不足。雖然國家的重要法令典章稍稍具但遺佚欠缺的地方還很多。至於樂舞名目，

（一）
455朝禮儀，未能詳具往日的規制。如今皇上功德一次昌盛，以孝道治理天下，應當商定祭天祭與祭祖的禮儀，用以昭示後代。查虞舜之樂為》，漢朝改為《文始》，周代之樂為《大武》，期改為《五行》。由於眷念始祖有功而繼宗有所以漢高祖廟樂稱《武德》，漢太宗廟樂名德》。曹魏為武帝廟創作《武始舞》，為文帝製作《咸熙舞》。那麼對於本朝祖宗的廟樂，當另立樂名。晉代之樂如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，了宋代也不改換名稱，祇是稱為《前舞》、《後，這種依據前代的做法，是不合事理的。如應當更改權定的名稱，將《凱容》改為《韶，將《宣烈》改為《武舞》。祖宗的廟樂，一憑德定名。如果祭廟不毀遷，那麼廟樂就不用他名稱，就像漢高祖、漢文帝、漢武帝、漢惠漢景帝等君主廟樂，都有美號，樂舞就憑美而定，沒有其他名稱。對於章皇太后廟，按照儒的意見，祇奏文樂。何休、杜預、范甯注釋‘初獻六羽’一語，并不說樂舞舞人行列，因說舞人行列，干戈就在這行列裏。這注釋表明與戰爭之事無關。郊祀之樂，不再用其他名仍然和宗廟之樂相同罷了。查考《漢志》，《永至》等樂的名稱，各有意義，應當照舊不到了東晉，太祝祇有送神之禮，而沒有迎神，近來有人論議說立廟是用來讓神靈居住廟祭時神就如同常在一樣，不應當有迎神送禮儀。臣認爲這一切違背了制禮的初衷。建宇來讓神靈居住，一年四季按時祭祀，用以孝親之思的感情。神靈是升天還是降臨，沒定，爲什麼一定要常住在廟裏？所以《祭說：‘迎來神靈的時候快樂，送走神靈的時傷。’鄭玄注釋說：‘迎來神靈而快樂，快樂亡親的到來，送走神靈而哀傷，哀傷的是他知道亡親能不能受享祭禮。’《尚書》說：等降臨。’《漢書·安世房中歌》說：‘神靈來娛樂。’又，《詩》說：‘太王、王季、文王元君的靈魂在天。’《詩》又說：‘神明回歸。’：‘回到天地之中。’這都是說神靈有去有那麼有送迎神靈之禮，也就很清楚了。就是

第九 樂(一)

代名為《肆夏》之樂，也是為迎神送神而設之。古代以人稱為“尸”來象徵死者神靈，所以《禮》中祝有迎“尸”送“尸”之禮，近代雖不再用“尸”，怎麼可以缺少迎送之禮？又，玄有迎神送神歌辭，這就表明東晉沒有迎神之並不是往昔的典制。”

散騎常侍、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立議認“如果道德功業有不同的稱譽，那麼樂舞也有不同的禮儀，任何時候，沒有沿襲不變的制所以典章制度有所增減損益。至於禮、道喪稱謂習俗走上邪路之處，在大宋中興受命的侯，見聞所及，須有所改革，前代謬誤的典章度，應當改正。郊祀之所以有樂舞，原出於《易》、《周官》，歷代進行討論，無不援以為。所謂‘掃凈土地來進行祭祀，用黏土燒製的皿作禮器’，祇是用質樸與誠心彰明天地美德，典章制度的設置，道理本來就和這不一樣。《周官》說：‘國家有了變故，就祭祀上帝和四方川。’又說：‘四塊圭有璧作底座，用來祭祀、旅祭上帝。兩塊圭有璧作底座，用來祭祀、旅祭四方山川。’這裏四方山川不是指地，麼可以知道上帝不是指天。《孝經》說：‘郊祀嬰，用以配祭上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王，用以配上帝。’那麼《豫》的作樂，不是郊祭天。大樂的職務是：‘奏黃鐘，歌大呂，舞《雲門》，以祭祀天神。’鄭玄注：‘天神，指五帝和日月辰。’帝王在夏曆正月時，在南郊祭祀他所受的上帝，那麼冬至和夏至的祭祀，又不是祭祀地。查考各部經書，關於郊祀有樂的問題，沒看到明確的證據。宗廟祭禮的事情，在以往典中記載得很清楚。於是從漢朝初年直到晉朝，然有時或許更改舊制，大抵相承不變，只是不用原來的名號罷了。如今樂曲亡佚，世上通曉律的人很少，關於重新創作的事情，臣聽說過門的議論。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之樂的禮節法度一存在，應當另立與以前不同的美名，修改使。以《正德》作《宣化》之舞的樂曲，《大豫》《興和》之舞的樂曲，這就可以光大前代功，使後代子孫歡欣。前漢的祖與宗，各有不同

）457廟，廟主的名稱既然改變，樂舞的名號也就。如今七代祖先的廟合在一起祭祀，庭殿同個地方，在舞蹈的禮儀方面，不能每一廟另他制度。這一問題，後漢東平王劉蒼已經過了。又，王肅、韓祗認為帝王的德化廣大，天下不分內外，六代四夷的舞蹈，金石絲音樂，應當都在宗廟演奏。我認為劉蒼、王韓祗的意見符合經典禮法，在當今適用。”左僕射建平王劉宏又提出意見：“顏峻根據豐》、《孝經》，因為天與上帝兩詞連文重出，認為上帝不是指天，那麼《周易》中所說的，不是為了祭天。查《周易》中說：‘先王舞來推崇功德，以盛大隆重的儀禮將音樂進上帝，並且祭祀自己的祖先。’《尚書》說：上帝行祭祀之禮。’《春秋傳》說：‘禱告昊天。’凡是說到上帝，沒有一處不是指天。上貴，不能祇有一個稱號，所以有時稱為昊有時稱為上帝，有時稱為昊天上帝，不能因有好幾個稱號，就認為上帝不是指天。徐邈周禮》‘國家有變故，就祭上帝’之語，推祭天，旅祭上帝，同是祭天。說禮祭天，是規的祭祀，說旅祭上帝，是指有特殊情況而。《孝經》稱：‘尊敬父親的事沒有一件比從天更大。’所以說：‘郊祀后稷，以后稷從祀，在明堂祭祀文王，以文王從祀上帝。’這然將天作為議題，那麼上帝就是指天就更加了。不想使兩個天在文字上重復，所以將天爲上帝罷了。《周禮》中祀天的話兩次出現，鄭玄注把前一次的天神稱為五帝，後一次冬祭者為昊天。顏峻又說：‘二至的祭祀，又天地。’不知道天地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進祀？《禮記》說：‘掃凈土地來進行祭祀，用燒製的器皿作禮器。’主旨是說明所用的器當質樸，並不反對用樂舞迎接神靈降臨。萬為郊祀應當有樂舞，這事是有故典可以依據顏峻又說：‘東平王劉蒼認為前漢諸帝各自，因此祖宗的神廟可以各有各的舞樂，至於一次在始祖的神廟合祭，那就專用始祖的樂所以認為後漢諸帝都在同一廟庭祭祀，雖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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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和宗的區別，不應當摻入其他樂舞。’ 這雖有獨特的見解，但沒有統觀適應時世的變動。漢祭祀依從儉樸，所以諸帝共在一廟，仍然用同的祭室保留諸帝各自神廟的禮制。自從晉朝來，升堂而歌，贊頌美德，諸帝的祭室相繼演樂舞。至於祖和宗的樂舞，為什麼還不可以更演奏？如果歌咏的內容不同，雖然共在一庭，沒有什麼妨礙。魏時三祖各有各的舞樂，難道三祖各有各的神廟嗎？”

群臣的意見都贊同劉宏：“祭祀南郊迎神時，《肆夏》。皇帝剛登上祭壇時，奏登歌。開始獻時，奏《凱容》、《宣烈》之舞。送神時奏肆夏》。祭廟迎神時，奏《肆夏》。皇帝進廟門，奏《永至》。皇帝到東壁時，奏登歌。初獻，奏《凱容》、《宣烈之舞》。祭獻完畢時，奏水安》。送神時，奏《肆夏》。” 詔旨許可。

孝建二年十月辛未，主管部門又上奏：“郊的樂舞，由皇上親自奉行，開始登上祭壇以及廟到東壁時，一并奏登歌，樂歌不延奏到三公獻之時。” 左僕射建平王劉宏又參加討論，認：“公卿祭獻時，也應當奏登歌。”

主管部門又奏稱：“在元旦朝見群臣的大會及祖父二廟的齋戒祠祀時，登歌照舊都在殿庭設置演奏。查祖廟祠祀時，依照新的禮節制，升堂唱歌的人上殿，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；今元旦朝見群臣時，升堂唱歌的人也應當上，演奏弦管的人在殿下。” 詔旨一并許可。

宋文帝章太后的廟樂還沒有合樂的歌詩，武大明年間，派尚書左丞殷淡創作新歌詩，帝又親自創作昭太后、宣太后的歌詩。

後漢正月初一，天子駕臨德陽殿受群臣朝。佛骨從西方來到，在殿前嬉戲，激蕩水勢變比目魚，在水中跳躍嗽水，興起雲霧遮擋了日；起霧完畢，又變成黃龍，長有八九丈，出水載，在陽光中炫耀。用兩根長絲繩縶在兩根柱的頂上，相距有好幾丈遠，兩位歌女相對跳，在繩上行走，相遇時肩膀貼近而不傾倒。

從魏、晉到江左，尚有《夏育扛鼎》、《巨象》、《神龜抃舞》、《背負靈岳》、《桂樹白雪》、地成川》之樂。

晉成帝咸康七年，散騎侍郎顧臻上表說：聞知聖明的君主創作禮樂，參贊弘揚治政之用仁義教化，防止奸邪不正，對上祭祀宗對下訓育百姓，體現五行的純正音樂，調協之風來培育正氣。由於宮聲純正方平而崇尚，角聲堅挺整齊而遵循禮節，弦歌鐘鼓金石奏完備了。所以能通達神化之境，有百獸率感，轉移風氣，改變習俗，達到和諧安樂的。衰亡時期，雜技興起，觀賞違禮的表演，立反走、頭腳放入竹筐之類，外則皮膚受到，內則心肝受到摧毀。對於路邊繁茂的蘆尚且要牛羊不去踩踏，何況他們是天子的百却不同情悲傷。加上全國諸侯春秋二季朝觀光朝廷，聆聽《雅》、《頌》的正聲，看到的次序，這種以足踏天，以頭行地的表演，了天地的順序，傷害了倫常的大道。如今夷在長江對岸，抵禦外敵是當前急務，士兵每七升米，就捨死忘生，奔赴國難，而這一過侈的雜技，演員每天要發給五斗米。正當掃州，治理京、洛之時，像這一類事情，是不邊防將士知道的。應當下詔太常，纂集雅反復演奏《簫韶》之樂，使盛運日新，而歌德之聲，永遠流傳到後代，這就是《詩》中‘安及皇天而沒有災異，能夠昌大他的子啊！凡是對人有傷害的雜技，都應當廢除。
險樸的美德，獲得百姓時勢太平的咏頌，所主的仁德既然如同清風吹拂，而百姓就如同風吹一樣地響應，就是指此而言啊。愚臣管忠誠之意，但望陛下采納鑒察。”皇上於是《高組》、《紫鹿》、《跂行》、《鼇食》及《齊衣》、《笮兒》等樂，又減少發給樂人的廪以後又恢復了《高組》、《紫鹿》二樂。

宋文帝元嘉十三年，司徒彭城王劉義康在舉行元旦大會，按舊例由朝廷賜給伎樂。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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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馮大開列：“相承賜給諸王伎樂共十四種，伎共三十六人。”太常傅隆認爲：“不清楚確定一人數的依據。祇有杜預注《左傳》佾舞時說諸侯的伎樂有六六三十六人，臣認爲這一說法對。凡屬舞蹈，是用來配合音樂的，八音能够諧，然後纔成其爲樂，所以一定要以八個人爲隊列。從天子到士，每一等級以兩來逐步減，兩的意思是減少兩個隊列。杜預認爲在一個列中又減少兩個人，到士時祇剩下四個人，怎成其爲樂。據服虔注《傳》說：‘天子樂舞八六十四人，諸侯樂舞六八四十八人，大夫樂舞八三十二人，士樂舞二八十六人。’這一解釋是允當。如今諸王不再有佾舞，但他們的樂官伎，就是古代的女樂，皇上殿庭八八六十四，諸王則應六八四十八人，這一道理和常例是清楚的。又據《春秋》，鄭伯接受晉悼公贈送女樂二列十六人，晉悼公又以一列八人賜給魏，這就是樂舞以八人爲一隊列的明證。如果按一些人的看法，祇有天子每一隊列八個人，那鄭伯應該接受晉悼公二列六人，晉悼公應該賜魏縫一列六人了。從天子到士，關於樂舞的典制度，在尊卑的差級上，無不以降以兩列。沒諸侯既降兩列，又在一列中專門減少兩人，近減少一大半的人，不僅八音難以具備，也不合謂‘兩’的含義，杜氏的謬誤是分明可見的。國家典章的事情非同一般，應當下詔令詳審王。”他建議的這件事沒有施行。

人類的誕生，沒有人能知道是怎樣開始的。憑藉聰明才智，生存於天地之間。大凡喜怒哀的情感，好得惡失的本性，用不着學習就會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做就這樣做了。發怒時就爭鬥，喜悅時就要歌唱。歌唱這件事，就是音產生的起始。當人們覺得歌唱還不够，於是手揮起來，腳也跳起來，那麼舞蹈是在歌唱以後生的。歌唱與舞蹈，是用來宣泄喜悅之情的，果喜悅之情缺乏節制，那麼就流蕩荒亂而走上路，所以聖人用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聲協和們的本性，用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八音來調節人們的流蕩，而稱它爲音樂，所以